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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路,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狭义的华强北路只是一条南北长不到1公里的街道。然而在珠三角乃至全国的电子行业中,华强北更广为人知范围是东西1.5公里、南北1公里、方圆1.45公里的一片街区。这里汇集了大小700多家商场,是珠三角乃至全国的数码产品、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也是深圳主要的购物街区之一。
从电子行业的角度观察,“华强北”绝不仅仅只是一条街道,而是一条完整的电子产业链。华强电子世界、赛格数码城等卖场是国内主要的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在华强北以及周边的写字楼中有大大小小的电子产品方案设计公司,他们采购电子元器件提供半成品,电子产品制造公司将半成品组装为成品,贸易公司再将这些成品拿到明通数码城、远望数码城等卖场销售,数十万人在这条产业链上谋生。这里曾经是创业者的乐园,很多人在这里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如腾讯公司最早的办公室就在华强北,神舟电脑董事长吴海军也在这里迈出商海的第一步。这条曾经一铺难求、生意异常火爆的“中国电子一条街”已风光不再。从去年开始,华强北商铺开始出现空置,并延续至今。
“我们要搬离华强北了,正在南山科技园那边找合适的写字楼。”手机商人李树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李树城的公司不久前从生产功能手机(俗称“山寨手机”)转型为生产智能手机,销售也从国外逐步转向国内,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蓝天信”,“几乎全世界都知道华强北是山寨的代表,这样的口碑对于我们谈生意都是一个阻碍。”
而李明(化名)的方案设计公司从成立起就没有设在华强北。“我们一直试图同华强北的山寨文化划清界限,那是一个已经没落的模式。”不过,他承认公司前几年也是通过设计山寨手机方案完成了最初的积累。如今,公司正在向智能手机方案提供商转型,然而这一转型并不顺利,公司年初至今始终处于亏损状态。“随着转型,我们对电子元器件的要求也更高,现在已经没有在华强北采购的电子元器件的需要。可以说,我们跟华强北的联系越来越少了。”
位于上游的手机制造商,位于中游的方案提供商纷纷撤离华强北,这意味着位于下游的华强北电子元器件商铺和位于终端的电子产品商铺将失去支撑。华强北各大电子卖场逐渐显现的萧条景象就是这一变化的外在表现。
明通数码城,曾经号称全球最大的山寨手机销售中心,这里的柜台曾经千金难求。在山寨手机最火爆的时候,明通数码城一个柜台的转让费高达30万元,这类转让费有一个专门的名词“茶水费”。而如今明通数码城三四楼已有近半数柜台空置,如今想要租下一个柜台不仅没有高额的“茶水费”,租金还可以优惠。远望数码城也是如此,这里以销售水货手机和手机配件为主,随着深圳市政府对华强北市场秩序的持续整顿,远望数码城的水货手机销售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远望数码城的柜台已经出现了大面积转租情况。据一些公开的资料,目前远望数码商城的空置率接近40%,商城已经对商户减免了入场费,柜台租金也大幅下降。
位于行业上游的电子元器件卖场受到的波及也不小。深圳华强董秘王瑛介绍,华强电子世界1、2、3期的出租率呈现递减。其中3期的出租率最低,为70%左右。“华强电子世界3期商铺由于前期炒作的严重,透支了升值空间,加上整个电子行业疲软,导致出租率不高。”去年1月开业的华强电子世界3店,是华强北区域最新、也是空置率最高的电子卖场之一。
深圳福田区政府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华强北主要手机卖场已有3575户经营户主动退场。一位华强北的电子元器件商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今年的销售额比去年下降4成,利润则下降5成。
转型阵痛旧盈利模式走入穷途
以简单复制著称的“山寨”模式,曾经为华强北商人提供了最快的赚钱途径。一线品牌的新款手机以水货的形式第一时间出现在数码产品卖场,手机公司拿到样品之后向方案公司提交订单;方案公司随之在华强电子世界等电子元器件卖场采购零件制造出半成品,手机公司在半成品的基础上制造出功能简单但外观相近的仿制手机,最终仿制手机又通过华强北销往全世界。一款手机从国外新品发布,到高仿手机在华强北的柜台出现,最快只需不到两个月时间。
然而,华强北的电子产业从一开始就位于整个电子产业链的末端,近年来电子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这条产业链越来越短,位于末端的低端制造业逐渐从“分得一杯羹”,沦落至举步艰难。
电子行业的发展过程就是重心和利润不断向产业链前端聚集的过程。在前互联网时代,以华强北为代表低端电子制造业生产的收音机、录音机、Mp3、山寨手机、上网本还能凭借价格优势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在互联网时代,低质低价再也不能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以手机行业为例,诺基亚的塞班系统开启了智能手机时代,接着苹果IOS系统以开创性的使用体验迅速崛起,谷歌的安卓系统也凭借互动体验加开放性优势占有大量份额。与此同时,一批世界顶尖硬件厂商研发出适应最新需求的高性能芯片。而此时的华强北电子行业还在走着模仿外观、低水平拼装的老路。在近年掀起的电子行业革命中,华强北在产业前端全部缺位,依然走着模仿外观、比拼低价的老路,最终迎来了危机。
某券商电子行业分析师表示,“华强北的优势是低成本制造,然而未来数码产品不仅软件部分的门槛越来越高,对制造水平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都是华强北的低端电子制造业难以赶上的。对于华强北的一些手机生产商而言,一些生产高端电子产品的精密设备他们都难以负担。”
专业人士表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数码产品更多的是充当一个“接口”的功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实际上是用来接收互联网信息的终端。上游技术的变革导致数码产品的换代会非常快,而一向处于行业末梢的华强北电子行业显然难以适应。
对于多数华强北的商人来说,旧盈利模式走向没落已无可阻挡。对于经营自有品牌的手机制造商而言,高性能低价手机的定位让他们不得不放弃以往的销售模式,这意味着他们会从明通数码城这样的手机卖场撤出。方案设计公司也从依赖设计山寨机方案转向设计稳定、高效的智能手机方案,质量要求的提高意味着他们将抛弃华强北电子元器件厂商的货源,直接从源头代理商采购。而位于上游的华强北电子元器件经销商的生意注定会愈发黯淡,为数众多的依靠倒卖盈利的“贸易商”将无事可做。
华强北电子行业的衰败其实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只不过这样的一场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展现,以至于相当多的华强北商人还在幻想可以通过经济周期的循环重新回到以前的好时光。一位在华强北经营电子元器件的商人表示,大家并没有什么转型的想法,虽然一些人开始撤离这里,但是依然在维持自己的生意,等待转机从天而降。
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有限公司数据分析师徐明海表示,华强北电子产业的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徐明海介绍,不仅是华强北,全球的电子产业都出现过剩的局面。2011年8月全球电子元器件的库存达到86天,而正常水平是50多天,随着数码技术的日臻完善,具有创新精神和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而囿于原有山寨模式的华强北电子产业越来越窄。
升级突围新路仍坎坷
随着华强北电子行业的旧有发展模式日渐衰落,深圳市政府已经着手对华强北进行升级改造。未来,华强北电子行业一支独大的局面很有可能发生转变,这条以低端电子产品闻名的商街将升级为“高品质商业中心和生产型服务业中心”。
“华强北多年积累形成的商业氛围也需要升级。”华强北商会会长、深圳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建跃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华强北从最初上步工业区的一条甬路,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新型的商业区,再到本世纪最初10年形成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始终都在经历转型。华强北依靠简单复制商业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电子产业在华强北占比过高的时代也会渐渐过去。”
由深圳市政府主导的华强北升级改造方向已定。深圳市人大常委、深圳大学教授魏达志参与了华强北改造方案的制定。他介绍,华强北片区未来将建成“全国最具影响力、辐射海内外的高端电子信息服务、展示和交易中心、多元业态混合的高品质商业中心和生产型服务业中心,兼有商务办公、居住等功能的城市综合型片区”。
深圳相关机构已经开始研究引入现代交易机制引导华强北的转型。由深圳华强、深圳赛格、中国电子、深圳中航等多家深圳电子行业企业及深圳市电子商会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共同发起,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已经运行了四年有余。这为华强北电子元器件远期交易奠定了基础。据悉,深圳证监局已经成立课题组,探索我国首个现货价格指数期货。这一指数期货有望满足目前华强北广泛存在的避险与套利需求,完善电子市场价格的发现机制。促成华强北进行结构上的转型。一旦华强北建立自已的价格发现机制,利用信息不对等盈利的电子元器件贸易商们将彻底失去生存空间,而届时华强北的电子元器件市场也会更加科学、有序、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华强北由于原属深圳上步工业区,许多商场楼宇的土地性质依然是工业用地,这些工业用地的产权将在2013年1月前后到期,深圳市相关部门至今没有准予办理续期手续。深圳国土部门给予华强北商户的回复是,土地产权续期只有“业主将目前的商业楼宇恢复到过去的工业厂房才予受理”。这很有可能意味着华强北片区将被整体改造,大小电子卖场自由无序发展的“丛林状态”将被终结。
从2013年1月开始,纵穿整条华强北路的深圳地铁7号线工程将封闭华强北路的机动车道,本已生意惨淡的华强北路可能遭遇新的挑战。不仅如此,地铁工程还将在华强北地下建设立体商城,这意味着已经出现的商铺供应过量状况未来有可能更加严重。“地铁工程的修建是华强北的又一道坎。”魏达志认为,交通条件的恶化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华强北商户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将加快他们被淘汰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华强北地下空间的重新规划则更有利于华强北的升级改造。
不过,魏达志和黄建跃都对华强北和深圳电子行业的前途持乐观态度。在深圳,华为、中兴等在国际上崛起的厂商已经树立起标杆。金立、天语等原本从事低端手机制造的公司成功转型也成为业内榜样。“华强北的商户中,多数将被淘汰,少数升级突围。”魏达志说。
国内其他电子一条街的转型经验也为华强北提供了借鉴。北京中关村也曾经因经营中低端电子产品而声名远扬。如今,由于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鼓励科技金融、科技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高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业态对原有的电子卖场进行置换,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以高端人才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和政府公共服务为支撑的创新要素聚集功能区,树立了全新的形象。中关村的升级改造经验对华强北而言是很好的借鉴。
【从“山寨”到创新】
“这个不是山寨手机。”华强北手机商人李树城指着手中的一部手机说。
李树城平时使用两部手机。一台是三星的I9300,一台是他自己工厂生产的“蓝天信L100”,两部手机看起来颇有些相似。但是李树城并不认为蓝天信L100是对三星i9300的“山寨”。“我们只是借鉴一下他们的优点并加以创新,同时使用这两部手机也是为了亲自体验我们与手机巨头之间的差距。”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免费产品目录上,三星I9300是被模仿最多的机型,甚至连型号都用I9300命名。
李树城最早就职于一家国产手机制造公司,在那个国产手机公司纷纷倒闭的年代,他所在的公司也没能幸免。离职后,他投身到了山寨手机的销售赚得第一桶金;随着分食者增加,他的手机销售生意越来越难做。2009年,在山寨手机销售余温尚在的情况下,李树城果断转入手机生产领域。在华强北从事手机生产并不需要自身具备技术研发能力,众多的方案设计公司能够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他可以从方案公司采购半成品,在深圳关外和东莞等地的五金、塑胶厂订做手机配件,在自己的加工厂进行组装,一台手机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2009年是山寨手机发展最后的顶峰,仅仅依靠出口就可以维持一家手机公司。“那时台湾的联发科芯片已经十分成熟,围绕这一技术形成的配套产业链已经相当完善,我们将各种功能都整合在一台手机上。特别是将接收模拟电视信号的功能整合进去之后,在中东和拉美市场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然而,山寨手机很快就没落了。随着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主流,人民币升值的进程逐渐加快,“中国制造”不再是国际手机市场的宠儿,国内市场对山寨手机开始排斥,华强北山寨手机的生意一落千丈。“当大家的生意都难以维持的时候,行业内就会出现抢跑者。”用李树城的话说,这些抢跑者都是一些“赚快钱”的人。当生意难做的时候,一些商人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产品。这一方面迫使其他手机公司被迫降价跟进,另一面也使得一些公司使用劣质原件等方法降低成本。当时多数的华强北商人都没有自己的品牌,依靠低质低价作为最后的竞争手段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山寨手机的名声因此更差了。
李树城被迫进行再一次转型——创建他自己的手机品牌。“国外市场愈发萎缩,未来国内市场是主要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我们有自己的手机品牌,依靠质量和服务谋求长期的发展。”
不过,向手机产业链上游迈进的每一步,都是对华强北手机厂商的严峻考验。在目前条件下,华强北的手机公司生产出同质化的产品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华强北的手机公司多数不具备自己的研发能力,他们使用相同的技术,处于同一个供应链条,甚至利润率水平都不相上下,这样就导致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结果:一线品牌的畅销机型被华强北的手机公司们大面积模仿。
对于李树城们而言,哪怕是一次小规模创新,都意味着资金的大量投入。李树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反复强调,蓝天信L100不是对三星I9300的“山寨”。“你细看还是有很多差别的。”他表示,和那些简单模仿使用“公模”的手机公司不同,蓝天信L100用的是自己的模具,仅使用私模一项费用,就会增加几十万元的成本。
事实上,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发展,生产出稳定廉价高性能的智能手机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曾经引领山寨手机时代的台湾联发科2010年起开始推出支持安卓手机系统的集成芯片,由于华强北的联发科平台供应链十分完善,华强北的智能手机在成本控制上依然有着巨大的优势。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如今华强北手机厂商生产的智能手机在质量和稳定性上并没有很大的问题。
太平洋电脑网手机频道高级编辑胡剑飞表示,基于联发科平台的安卓智能手机至少在技术上能够保持稳定,个别性能还要高于一线品牌所采取的高通平台。“只是由于联发科前几年统领了山寨手机,一些实力厂商出于口碑的考虑没有采用。从技术的层面上看,华强北的手机厂商生产的智能手机不存在明显的品质短板。”胡剑飞认为,目前华强北手机行业面临的最大短板是口碑形象较差以及缺少品牌认知度,而这正是华强北手机突围的必要条件。
李树城们都把走红的小米手机作为很好的借鉴。“其实我们跟小米手机相比在技术和质量上并没有什么劣势,但是我们缺少小米手机那样的前期积累,也没有那样的网络营销技巧,但是小米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但很显然李树城还难以照搬小米手机的模式。“我们只有稳扎稳打,慢慢的打开市场。”他表示,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就意味着抛弃了以前的发展方式,“以前是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销售出去,厂家也不注重质量以及售后。现在是每一部手机都要精雕细琢,因为砸了自己的品牌就是自断前途。”
李树城的转型比他想像的要困难,“要推出一个全新品牌,除了自身的产品,网络的推广投入也是非常巨大,渠道和售后的建设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但是既然认准了这条路,我们就会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张昊)
【金融“推手”助力产业转型】
虽然深圳一直都是创投机构的集中之地,但是关注高科技研发的创投机构却并未对华强北的低端电子制造业产生兴趣。有深圳创投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金融机构应该也可以成为华强北转型的推动力,如果未来华强北的渠道优势与高新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相结合,将出现新的增长点。这意味着深圳发达的创投资本对华强北电子行业的转型有着巨大发挥空间,而海外电子产业的引导模式也为深圳市有关部门引导华强北转型提供了借鉴。
与众多对华强北的“山寨”电子产品嗤之以鼻的声音不同,中国创投业元老、深圳创投同业公会秘书长王守仁充分肯定了华强北电子行业的生命力。“没有华强北就没有中关村,是华强北的电子配套市场打开了中国的电子市场,华强北的电子产业是中国电子产业的必经之路。”王守仁说。
王守仁认为,华强北电子市场的本质是面向低端需求的电子配套市场,低端需求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而深谙电子行业渠道的华强北电子从业人士将为高科技公司提供重要的渠道资源,这正是为创投行业带来的机会。“我认为一些华强北的渠道经理是真正的人才,只懂得技术而没有市场观念的高科技公司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不过,王守仁承认,华强北的渠道资源和高科技企业进行对接,还需要一定引导。有关部门应该引导华强北的电子产业扩大规模、提高档次、有序发展,目前这样没有秩序依靠价格的低层次竞争,很难引起创投等机构的关注。
不要小看低端电子产品的市场潜力。“低端电子产品比高端电子产品的市场空间大得多,中老年人、学生群体、农民工群体都需要物美价廉、简单实用的低端电子产品,这样的市场潜力不是那些动辄数千元的高端电子产品可以相比的。”他说,“如果华强北的电子产品能够在这样广阔的市场取得优势,一定能获得创投等机构的关注。”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肖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创投机构比较关注能够在细分市场取得优势的企业,目前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多为“大路货”,同质化且缺少竞争能力。如果华强北的低端电子产品能够做出特色,在某个细分市场取得优势,创投机构还是愿意关注的。肖冰表示,创投机构的投资周期一般为5年,而电子产品的快节奏更新换代也提高了创投机构的投资风险。
眼下,越来越多的华强北电子公司面临着资金链紧张的难题。王守仁表示,对于以低端配套为基础的华强北电子行业而言,现金流至关重要,而缺少抵押性资产的华强北电子公司难以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他建议,华强北的电子公司应该摒弃以往“小商小贩”式的经营模式,“强者”应该扩大规模,“如果公司的客户足够大,不妨在华强北发展‘应收账款’融资。如果应收账款的支付方信用状况稳定,银行和小贷公司就应该予以支持,以解这些电子公司的燃眉之急。”
事实上,深圳的电子产业除了华强北这样的低端配套之外,在上游的研发领域也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深圳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已经跻身世界电子巨头的行列,此外深圳还有一大批电子元器件制造上市公司。不过,如何将刚刚萌发的研发优势与华强北接地气的“草根”渠道相对接,还考验着深圳电子产业人士和深圳创投人士的智慧。(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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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退潮国产品牌手机转运:机会主义者离场
第一财经日报
“国产手机应该告别过去只拼价格的时代了,这两年,技术、品牌、服务、营销模式的创新能力都会成为竞争的主旋律。”
山寨手机厂的新一波撤离潮似乎早已开始,和年初热闹的情景不同,很多人在年底手机冲量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最近这半年赛格的楼里跑了7个老板,华强北其他几座做手机生意的大楼里也跑了好几个。”王明(化名)是一家地产中介公司的员工,这一年来,见证了手机行业的表面风光和背后辛酸。王明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最近手机生意不好做,房产也不景气。“广博现代之窗现在(租金)大概是每平方米90元/月,去年这个时候大概是160元吧,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跌到120元。”
上周,记者在华强北现场时看到,20层以上的办公区域几乎每层都有四到五家空铺正在招租,不少早已在半年前离开。
有业内人士在微博上如此评价现在的手机行业:就像一条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各种类型的汽车(手机企业),道路最低限速六十公里,最高限速一百二,路上遍布超速摄像头。“什么样的车能高速过弯道?什么车不会被罚款?什么车会没油?什么车能继续高速行驶?什么样的驾驶员不能上路?”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似乎开始慢慢明了。
机会主义者离场
在一周前,深圳手机界杂志总编在现代之窗拜访朋友时见到了这样的情景:23层原有的约20家手机企业目前只剩下9家,其他的已经关门走人。一位还开着门的手机企业前台文员告诉他,这一两个月,这里的公司关得最多,生意难做,公司现在一天只能发货一两百台,以前每天可以发上千台。
“目前手机行业是马太效应,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的趋势无法逆转。”手机界杂志总编对记者说。
一些提供芯片货源抑或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曾经给过这些厂商希望,MTK一个官方价格为14到15美元的MT6575芯片插件报价也因此涨到了29美元,直接炒高了1倍。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
借着这股东风,不少人从功能机市场杀进了智能手机市场。据了解,2012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已达9485.5万部,占同期手机市场出货量的48.66%,呈现出高增长态势。
但也许正是对市场预期和竞争过于乐观,才让这一次的“山寨退潮”来得如此之快。
“3G时代运营商的补贴力度开始空前加强,在低端手机市场,有运营商补贴的品牌手机在价格上往往比山寨手机更便宜,并且很多人在换机时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品牌、更有保障的手机。”酷派副总裁苏峰对记者说,运营商定制的手机价格部分已经跌到了几百元,甚至低于手机制造成本,竞争优势显而易见。
一些小手机厂已经开始扛不住,有手机销售人员形容现在的日子是“苦熬”。一员工说:“因为确实是没钱了,亏得少的也得每个月亏台QQ吧。”
“三年后全国的手机企业可能只剩下百家,目前中国有800多家正规手机企业和上千家非正规企业,一千多个手机品牌,但比起这个应该更加关注大批即将转型的小企业出路,整个手机产业如何转型升级。”上述手机界杂志总编对记者说。
国产品牌机快跑
与山寨机相比,国产手机品牌阵营显得相对热闹。
在11月份国产品牌发布的新品中,除了有魅族MX2外,还有步步高vivoX1、酷派9960和中兴的nubia等,均定位中高端。调研公司Canalys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本土品牌市场份额优势明显,中国智能手机总出货量超过5000万部,而国产品牌份额超过60%以上。
“今年的销售目标是100亿元,现在已经提前完成了。”苏峰对记者表示,酷派目前每年的复合增长率都在60%。
而TCL通讯最新的内部销售数字显示,在2012年前10个月,TCL通讯总销量达到429万台,智能终端销量较去年同期激增274%,带动整体平均销售单价由去年上半年的30.3美元上扬至35.1美元。此外,中兴、华为今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也有望突破6500万台。
但业内普遍认为,虽然销量上有大幅增长,对于国产品牌手机来说赚得更多的是一声吆喝。据了解,与一年前接近30%的毛利率相比,价格战与硬件配置战已让今年的智能手机毛利率快速下滑到不足20%。
“一年走完三年的路,过往pC用了几年时间才完成了硬件的升级,现在手机行业一年就完成了,从双核到四核,再到明年的硬件升级,速度非常快。”中兴通讯手机品牌部总经理马文龙说。
“明年中兴会推八核手机。”马文龙告诉记者,未来硬件上的竞争是必然的,但手机操作系统平台和线下体验店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他预计,手机卖场里靠“机模”销售的方式很快会被淘汰。
比起增加利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手机研发人员对记者说,国产手机更应该把精力投入到更多的研发上。他指出,目前国产手机中的“自主”操作系统更多的是在为Android“整容”,并没有构建相应的生态系统,即便是忽略操作系统的生态重要性,也只是在Linux或其他开源操作系统内核等基础上套上一个框架,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一旦未来OS进行收费,终端价格又上不去,国产手机的处境就会变得很被动。
“国产手机应该告别过去只拼价格的时代了,这两年,技术、品牌、服务、营销模式的创新能力都会成为竞争的主旋律。”上述研发人员说,一边是价格战,一边是品牌的升级和延续,未来活下来的手机厂商也会经历一段时期的阵痛期,而在与国际接轨的路上,我们也要忍受一定的寂寞。(李娜)
山寨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晶报
5年来,电子产品“山寨”行业持续衰落,业内人士称“2012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2不是世界末日,却是山寨行业的黄昏……昨天见报的《山寨的黄昏》上篇里,晶报记者讲述了一个因山寨发达、又深感“山寨做不下去”而艰难转行的生产商的故事;今天,在《山寨的黄昏》下篇里,晶报记者走向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力图揭开山寨行业盛衰背后的隐秘历史……
□原因
“这些产品我送给你,你也不会要的。”欧迪福斯电子产品香港有限公司经理陈朝科指着身后自己曾经销售过的DVD、小音箱、电子闹钟等,苦笑着对记者说。
晶报记者曾向处于山寨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人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山寨为什么走向黄昏?
他们的逻辑五花八门,但所有逻辑的开头都与陈朝科的玩笑有关——那就是:Mp3、GpRS、电子玩具、游戏机、小音响、电子闹钟……在集成这些产品所有功能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出现后,它们都被“杀死了”;电视、家庭影院等也被电脑大量取代。
单一功能的电子产品是好模仿的,用品牌几分之一的价格销售也并不难。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这类产品一旦做不好,往往很“不好用”,让使用者在与品牌产品对比后难以容忍。
山寨产品要做到与品牌质量类似,价格却大大低于品牌,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这得先从消费观念和经济大环境说起……
国内消费者品牌观念更强,
山寨市场先天不足
陈朝科早年曾经在内地电子产品市场打拼,后来则转为给欧美的零售业巨头供货。
根据陈朝科多年的经验,欧美消费者和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很不一样:在欧美,如果经济状况好,中低端电子产品有成规模的市场;在中国,消费者买100多块的东西也会买品牌,比如电饭煲,买不了洋品牌也会买“美的”。因此,在国外,大零售商家乐福、沃尔玛等会和非品牌合作;而在国内,苏宁、国美等巨头都直接和大品牌建立联系。国外的零售巨头,经常寻找山寨工厂生产产品并贴上自己的牌子,所以在国外会看到很多中国制造的没见过的牌子。而国内某电器零售巨头曾试图找厂家代工打造自己的品牌,却发现“卖不动”。
为什么国人更重视品牌?一方面欧美质量检验严格,消费者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则与社会观念等有关。
陈朝科说,经过早年的竞争,国内家电目前只剩下TCL、长虹、创维、海尔、美的等少数品牌,其它大多消失。国内市场上,山寨的机会都来自新产品,也就是手机、平板等。新产品刚出炉,进口商品较贵,国产品牌未稳,山寨才有生存空间。
而国外的山寨产品市场,近几年因欧美经济不景气,情况也堪忧。
欧美经济不景气,
日用品替换山寨电器
陈朝科告诉记者,欧美市场的电子产品销售“过去5年越来越困难,2012年最困难”。
陈朝科接触过很多零售商,他们每单电子产品订货的量都是越来越小。从前每个单动辄5万、10万,而今年大都是1000、2000、3000……长期供货的合同几乎不存在了,都是单笔合作。而在内地找生产商也越来越困难,“一半”生产商都关门退出了。
不久前,陈朝科观察了国外几家沃尔玛重新划分卖场的做法:以前摆三排电子产品,现在拿出一排放包、瓷器、水壶等家庭用品,理由是经济不好,进入大卖场的大部分是家庭主妇,她们基本只买必需品。陈朝科分析说,如果之前一种产品可以放5个品牌5个山寨,那么现在就只能放2个山寨,而卖场还有自己的代工品牌,其它山寨就没有容身之地了。
陈朝科在欧美的调查显示:消费者们认为,经济不景气,以前人手一个的产品,现在整个家庭买一个就好,要买“就买一个最好的”。
林宇辰是瀚斯宝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行销经理,他所销售的产品便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核心部件——显示屏。林宇辰说,他已经知道3个月后欧美电子产品的行情了,因为在圣诞节、感恩节、返校这几个欧美最重要的时间段,生产商会提前三个月下订单。目前欧洲的订单仍很少,相当于鼎盛时期的70%。
品牌降价挤压山寨空间,
手机利润以“毛”计算
陈朝科说,很多山寨手机利润已经薄到以“毛”计算的程度,他曾听到两同行讨论,在一个环节里,手机利润三四毛一部,“简直是在卖菜”。
山寨利润如此之低,是因为品牌价格也已很低。品牌价格降低一方面是因为品牌试图走进中低端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让品牌生产商感到压力。而山寨产品如果不与品牌拉开价格差距,是无法销售的,“三年前品牌产品卖199美元,山寨产品80美元就会有人买,现在品牌价格降到了100美元,山寨产品就必须卖到60美元以下。”
陈经纬在国内从事手机市场推广,代理“从山寨里挣扎出来的小品牌”。他说,中兴、华为、酷派、联想这几个国产品牌和运营商紧密合作,OppO、金立、步步高这几个做渠道的手机也不断降价,手机从1000元降到了500元。运营商们甚至推出充399元、499元话费就送一个手机的政策,迫使小品牌“更便宜”。目前,国内已经出了“200多元的智能手机”,厂家利润每部只在10-20元。
退守乡镇农村,
还得“做品牌”才能生存
陈经纬说,目前,小品牌手机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基本不可能生存,需要“从地市往乡镇做”,“下面是大品牌细分不到、看不到看不上的市场”。与三星、苹果相比,小品牌价格便宜,而国产的大品牌则“基本不做渠道,直接给运营商”,这就是小品牌最后的生存空间。
陈经纬告诉记者,在乡镇也得做品牌,因为消费者在乡镇购买小品牌,有一个心理就是“有个店在”,方便退换货和维修。要让消费者觉得企业和品牌是稳定可靠的,就得有自己的专柜、展板、帐篷、伞、灯箱、机架等道具。
那么纯粹的山寨呢?陈经纬说,2005、2006年的时候,纯山寨占一半市场以上,而现在,即使是乡镇市场,纯粹山寨也不到1/20了。因为山寨的价格相对大品牌,优势已不再明显,对小品牌几乎没有优势,还“很多没有入网许可,不符合法律法规”。
2012年,陈经纬公司的利润只有最好时候的1/3,总利润是历年以来最差的。
做海外市场的陈朝科也在走向“乡镇”,他的公司曾经以欧美为主要市场,2012年的主要业务则是在墨西哥。“那里经济比较稳定,电子产品还没有‘吃饱’”。之前,他的公司在美国和墨西哥的销售量比例是9:1,今年则变成了5:5。
□品牌与山寨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生产商规模大,整条产业链几乎都在自己手里,某些环节亏钱,某些环节可能赚钱。而山寨小工厂没有上游,只是组装,这个环节一旦不赚钱,就无法维持。
林宇辰说,实际上,几年前国内现在的几大手机品牌和山寨没有太多区别,“所有的品牌都是从山寨里成长起来的”。那么,是什么让有的成了品牌,有的继续山寨呢?林宇辰说,是十字路口的选择……
资金实力:
品牌与山寨的十字路口
林宇辰举例说,屏幕分很多种,最好的屏幕是一个灰点亮点也没有的,其次则是有2个、4个、6个乃至更多灰点的“次级品”。他发现,从几年前的某个时刻开始,今天的品牌厂家买的都是最好的屏幕,而山寨厂家就会买一些次级品,因为次级品会打8折、6折甚至3折……2005年,林宇辰的客户里7成是做山寨的、3成是做品牌的,到今天6成是做品牌的、4成是做山寨的,而那4成山寨客户里70%买走的仍然是次级品。
而在“出货”环节,品牌生产100个产品,可能有90个合格,另外10个报废;而山寨生产100个产品,可能只有10个合格,却也只报废了10个……
林宇辰说,买次级品的厂家,其产品的去向不可能是全国性、国际性的零售商或者运营商。几乎所有的厂家,都会有与好零售商做生意的机会,但是,如果按照好的零售商的标准生产,就必须付出更多成本,甚至在1-2年里不赚钱。
深圳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会长唐瑞金则认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中兴、酷派等都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即使没有芯片等核心技术,也有足够的抗击风险的创新能力。而庞大的研发团队则需要资金支持,“没有资金实力,光生产都转不过来。”
消费者是否专业
决定山寨走向?
昨日“上篇”提到的白手起家的模具老板陈华园,目前他的企业鑫瑞宝源塑胶模具有限公司的规模已经是刚创立时候的10倍。
为什么他能生存?陈华园说,一方面自己是普工出身,“能坚持”;另一方面,他的客户已经从以山寨电子产品生产商为主变成了以医疗器械生产商为主,现在医疗器械模具已经占公司产品的70%以上。而这个行业的特点是,“即使技术纯粹是抄袭国外厂家的,也要努力让机器外形看起来不一样”。
为什么呢?首先,山寨医疗器械的使用者都是乡镇医生,很专业,最注重功能实用。其次,医疗器械即使是仿制也需要很多经费研究,销售周期也很长,动辄10年,头两年一般不赚钱。而且医疗器械都是一台台销售,不可能大量生产,如果外观和市场已有的产品一样,“很快就饱和卖不出去了”。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国家的扶持,国家对于搞医疗器械研发的企业经常给予每年一两百万的奖励,如果只是纯粹模仿,不可能申请到。
在以上几个原因的影响下,陈华园的医疗器械生产商客户都越来越注重研发,“山寨”味道越来越淡。
不过,因为山寨不景气,模具行业目前也产能过剩,陈华园说自己的利润率已经从2006年的30%降到了10%,订单还越来越小,而为了生产医疗器械模具,还得买进口设备。
山寨下一步,
集体去印度?
林宇辰说,他并不认为山寨是贬义词,山寨也满足了某种需求,比如印度北部经常停电,功能机还有市场,那里某些市场不存在退换货,屏幕能点亮10分钟就可以,手机论斤卖。这样的市场,只有山寨能满足……
唐瑞金说,他有个想法,就是集合深圳还残存的山寨企业,走微创新道路,抱团走向印度市场。
品牌降价的隐秘原因:
上游核心元件生产过剩
品牌降价除了经济因素,背后还有其它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因。
林宇辰说,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里最重要的两个部件是芯片和屏幕,这两个部件至今没有被成功“山寨”。定价和批量生产的,是生产芯片的全球“前5大公司”和生产屏幕的“前12大公司”。
为什么没能成功“山寨”?林宇辰说,仿造芯片和屏幕也许可能,但大厂制造的芯片和屏幕10个有9个是优良的,山寨工厂制造的则可能10个里面只有1个优良,成本反而更高。
而生产显示屏的12家大厂,在2007年的时候“集体对于未来市场估计过于乐观”,全部扩大了产能。据统计,2012年,全球对用显示屏的电子产品的需求为4亿5千万台,而显示屏的供给则达到了6亿台!!
为什么不能少制造一些?林宇辰分析说,公司管理人员的工资、折旧、研发、贷款等“固定成本”,需要被摊到每一个产品的成本里,产品越多,每个产品里摊的成本就越少,利润就越高。“管理层总希望成本越低越好,他们对未来有希望”。
多生产的显示屏没有存放在仓库,而是“铺出去了”,各个厂家都生产过剩,价格在竞争中大幅度降低。2007年7寸屏幕每个30美元,2012年则只卖12美元,其成本则只从15美元降到12美元左右,“接近无利润”。
最终的情况就是“每种产品都数量过剩”,大品牌降价挤压小品牌的空间,小品牌挤压山寨产品的空间。而山寨,在质量和价格之间,已经无法作出好的选择了……
山寨想保质量还降成本,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核心技术越来越集中,山寨厂家最终不得不痛苦地选择与品牌厂家一样的元件。
比如智能手机的芯片,大厂家已经把WIFI、GpRS、3G集中到一个芯片上,山寨厂商如果不购买大厂家的芯片,就要放三个芯片到手机里才能实现同样的功能。放三个芯片价格不会便宜很多,更何况手机里面寸土寸金……屏幕也是一样,几乎没有小厂家能生产与大厂家同质量的3.5寸以上屏幕……
陈朝科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价值大部分在于使用时的愉悦和快乐,如果“按不动”,“很卡”,其价值就大打折扣。而要实现这种“价值”,在主要部件上山寨厂与品牌厂的进货渠道就必须“几乎一样”,可如果这样,其价格远低于品牌就不可能。
陈朝科说,在同样质量的情况下,品牌更敢于降价,因为品牌
“每个人不能是碎片”
反思
《上篇》中的主角、已经“转行”的山寨老板彭金权说,开始做网站后,自己反思过之前对工厂里工人的态度。那时候对工人喊叫乃至责骂,现在则与几个同事很平等。
他不觉得自己的公司是个案,也不觉得这是山寨公司独有的问题,因为生产品牌的富士康等公司也有各种问题。他觉得这是制造业的难题,“把一群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让他们做一样的事情、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任何发挥和成就感,还可以长期稳定维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解决成就感的问题,互相尊重的问题。总之每个人不能是碎片。”彭金权如是说。(记者王恒嘉/文)
“山寨机”没落警醒中国制造
解放日报
尽人皆知的“山寨”一词,最早源于深圳华强北商业街生产的低端手机。
作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这里曾云集了2000多家与手机相关的商铺,通过低成本模仿主流手机产品的外观或部分功能,制造出大量廉价低端手机,销往国内乃至出口世界各地。华强北也因“山寨”手机卖场扎堆而被戏称为“山寨一条街”。
日前,华强北商业街召开新闻发布会,首度公开回应“年底华强北空铺潮加剧”现象,证实了华强北的空置率确实处于“历史最高位”。曾经“一铺难求”、租金惊人的华强北,如今正在经历萧条冷落的寒冬。
“山寨”手机的兴衰史警醒中国制造:如果一直停留在模仿阶段,总有一天也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纯“山寨”几乎消亡殆尽
鼎盛时期,华强北有电子专业市场36家,经营商户26252户,年销售额约3000亿元,是全国经营商户最多、产品最全、销售额最高的电子商业街区。
华强北商铺向来是商家热炒的对象。在过去主要组装销售山寨机的明通数码城,一个1.2米长的柜台转让费需十几万元。
但记者日前在明通数码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光景。卖场人流量稀少,不少铺位都打出了“转租”广告。深圳市福田区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华强北商业街的36家电子卖场共有空铺3500多个。空铺主要集中在手机及配件卖场,经营山寨手机为主的卖场空置率高达30%以上,明通数码城空置率接近40%。
与此对应的是,在今年秋季的第112届广交会上,原先充斥各个展台的“山寨”iphone、“山寨”三星几乎不见了。
深圳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会长唐瑞金坦言,在这一年里,纯粹的“山寨”几乎消亡殆尽,带有“微创新”的小品牌,在国外从欧美市场转向南亚、拉美和非洲等不发达市场,在国内则“撤退”到了乡镇、农村市场。
“山寨”手机由盛转衰的警示
“山寨一条街”的萧条和“山寨”手机在广交会上“消失”,折射出山寨行业已从巅峰走向衰落。其短暂的兴亡史对于“中国制造”来说,却是“前车之鉴”。
“短期暴利”没有前途。明通数码城一位经营“山寨”手机的小商户卓界鑫告诉记者:“过去高峰期一天出货600多台,现在一天就出几台,利润更是低到几块钱一台。”
“一味模仿”没有出路。一方面,大品牌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厉害,完全复制品海外客户也不敢下单,怕招来官司;另一方面,国内也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单纯的复制品几乎很难光明正大拿出来展销。
曾在明通数码城工作多年的曼哈数码城总经理徐承亮告诉记者,如今低成本的原始“山寨”手机已被市场淘汰,而高成本的智能“山寨”手机又无利可图,不少过去靠“山寨机”起家的商户只好撤柜或转行,由此酿成了华强北“空铺潮”。
“低价竞争”没有优势。深圳凯迪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房林禄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国内小的手机制造商一般至少需投资10万美元才能建一条生产线,年出货量5万台左右。一台类似于三星GalaxyII的安卓系统智能手机,出口价格约103美元,更大屏幕、双核CpU的报价150美元。一台如此“高端”的手机,却只有20元-30元人民币的利润。
薄利倒在其次,更要命的是,过去“山寨”手机主打的南亚、拉美、非洲市场如今也成为老牌巨头诺基亚等以及国内品牌华为和中兴的主打“猎物”,“山寨”手机原先唯一的价格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
告别“山寨”后还需创新发力
见证了“山寨”手机历史,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冯向阳深有感触:我们的一些中国制造如果不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有一天会不会像“山寨”手机一样遭到围剿而毫无招架之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的手机行业经受了“山寨”手机的教训,开始在核心竞争力上进一步加大投入。
据IDC、Gartner等多家研究机构最新数据,2012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前十位中,中国品牌中兴、华为及TCL分别位于第四、第六和第七位。而在智能手机市场,华为、中兴、联想分列第三、第五和第九位。
记者在华强北走访发现,越来越多的临街店铺已被国内品牌手机买下。可是,一组残酷的数据也在提醒中国制造在告别“山寨”之后还需进一步发力:苹果和三星以不到30%的市场份额赚走了90%的利润,而年出货量近12亿部的中国手机企业获利微薄。
艾媒咨询智能手机研究部负责人说,目前,中国手机制造商主要抢占的是千元智能机这一相对低端的细分市场,甚至有些品牌“赔本赚吆喝”。产业研究机构中投顾问IT行业研究员李方庭说,通过仿冒完成制造业的原始积累是很多后发国家的共同路径,但完成原始积累后,就必须转入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进而实现原始创新。中国制造只有真正做强了技术、做大了品牌,翅膀才会硬起来。(记者叶前吴俊廖飞)
(编辑:秦韵)
好了,关于“山寨”华强北创新不山寨?的内容就介绍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