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北京市的法院正在逐步探索限制“牟利性打假”。北京市三中院民三庭庭长侯军表示，近年来，职业打假人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态势，而且主要关注显而易见的标签瑕疵、宣传用语等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何确定其是否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实践中争议较大。（3月10日《北京日报》）
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的牟利动机，并不被主流价值观认同。特别是，一些“职业打假人”受利益驱使，游走于法律边缘。如此语境下，北京法院正在逐步探索限制“牟利性打假”，具有风向标意义。
当然，不可否认，“职业打假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共治＂属性。我国目前的监管能力还比较薄弱，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消费安全需求之间形成矛盾。如此背景下，“职业打假人”群体去监督生产者、经营者，既能够倒逼市场机制的净化，又可以促使监管部门更积极有效地履职，还能够起到一定的公民教育作用。正因为如此，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很多条款其实给“职业打假人”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比如，有条文专门提到，在民事责任承担中，可以多倍惩罚性赔偿，这种规定并没有完全排斥“职业打假人”。同时，2014年1月9日发布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被解读为法院支持“买假打假”。
然而，201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征求意见。其中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换言之，“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不受法律保护。特别是，2017年6月，最高法的一份回复意见中提到，将“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这一群体的看法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因此，对于“牟利性打假”，笔者认为需要疏堵并举。
首先，必须将“职业打假人”纳入新消法在内的相关法律，进行界定和规范。“职业打假人”需要在法律框架下，理性引导、有效规范和制约。我们要遏制“职业打假人”在主张权利时，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时，“职业打假人”在有效行使法律赋予的社会共治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在法治轨道上维护权利、主张利益。换言之，“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自身也要理性地去接受法律的规制，在追求个人利益或维护权利的时候，也肩负有促进公共福祉、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