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成本高，犯罪成本低”，是令打假者们颇感无奈的一个代表性难题。
“从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开始，到法院判决――这个时间多达344天。办案成本非常高，耗费国家司法资源非常多。”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感慨，“这还排除了前期公安机关受理、侦查过程中的时间。”
2月28日，在2018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媒体沟通会上，叶智飞讲了这样一件“十年售假被抓三次”的案例：2017年，西部某省公安机关在阿里大数据协助下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调味品案，警方跨多省缴获数十万袋假冒调味品。该案主犯师某于2006年、2011年两次因参与制售假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均被取保候审，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进宫”。
叶智飞表示，犯罪成本过低，导致线下假货生产源头不易根除。死灰复燃的制假售假链条极易形成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假货产业带。
阿里巴巴法务部高级专家卫知介绍，证据认定难是导致打击效果差的重要原因。他表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制售假违法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而复杂的线上销售和线下制假过程，使得“唯数额论”的定罪量刑标准给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对电子证据的认定造成了困难，从而导致制售假犯罪分子得以逃脱应有制裁。
“制售假已成为妨害社会大众创新的毒瘤，并深远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叶智飞说。
“必须要完善法律法规，对线下假货生产源头进行围剿，全社会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全社会的假货问题。”化名“灭绝师太”的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言语间一副除恶务尽的架势。
2017年，马云在微博上发表“致两会代表委员们：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的倡议文章。微博截屏
这是阿里巴巴方面的共识。早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马云曾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如今，这一理念入选了“2017年推动中国互联网法治进程十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