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线下蔓延到线上，“职业打假人”是一个令众多商家咬牙切齿却又敏感的话题。
曾经，他们是媒体眼中的“消费斗士”，从各商超卖场找出假冒伪劣商品，上诉、索赔，以获取高额赔偿金为生。而面对巨大的获利空间，也催生了大量打着维权旗号的新入局者，他们往往专注于寻找产品瑕疵，借此索赔。
电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职业打假人”也涌入其中。假货固然存在，有人选择继续打击违规商品，但更多人选择抓住法律空隙和商品瑕疵，痛击商家来快速获利。随着信息展示的日渐透明和新法律条文的出台，更多弊病暴露在真空中。
即便商家自觉清白，也很难不惹尘埃，到底该怎么办？2016年11月中旬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未将“牟利性购买”定义为消费行为，这会不会是职业打假行业的终点？“知假买假”要怎么被合理约束？
困扰着商家、电商平台、司法部门和打假人群体自身的，还远不止这些问题。
文/天下网商记者何承轩
你了解现在的“职业打假人”么？
也许很多人都听说过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的王海。这个常年在媒体面前戴墨镜的男人，在2016年“双11”前，宣称准备了100万元“抢货”，目标索赔1000万。但这次，他遇到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据《北京时间》报道，“双11”当天，王海团队实际下了上百万订单，但最后发货的只有五成（对比2015年“双11”的八成），剩余商家以“缺货，售罄”等理由拒绝向其发货。
普通人或许很难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这些“职业打假人”。不过，只要以“职业打假”作为关键词检索QQ群，便会出现大量的职业打假群：多数以“3.15”标志作为头像，以城市和渠道（电商、天猫、京东、线下等）划分，有不少还是收费群。里面分享着诸多相关的法规条例、平台规则、胜诉与败诉的案例，甚至还有许多附链接的“打假潜力清单”。
与王海开设的打假公司不同，相对开放的QQ群，是不少初级职业打假人的“入门地”，或许可以理解为更类似于刷单行业的聚集方式。
尽管不会像刷单组织以高薪诱人加入，但这里的高获利或许更刺激人主动找上门。会有新人提出“打假求带”，也有人发布类似“打假收徒，500元带打三单，打完三单后至少包赚1500元，想学联系我”的公告，但接下来总有诸如“真正懂打假的都忙着赚钱，没有时间带徒弟”的驳斥。“师徒制”是这个“江湖”的纳新方式之一。
这些群里的“打假人”并不是一往无前的斗士，“随时试探，想挣大钱”才是他们的常态。
他们崇拜王海、纪万昌等“功成名就”的老职业打假人，常问“打什么来钱快”、“这个货好吃吗（这个好打吗）”等问题。只不过由于不断有陌生新手加入，对于同行间的交流，多数人都保持谨慎的态度。怕群里有卧底，许多群会要求全体成员每天签到，发现可疑者立即踢出。
表面上依靠司法手段“解决问题”，但这不是一份没有危险的工作。总有人在群体贴出疑似打假人被报复、殴打后的照片。也会有人小心翼翼地在群体问：“现在打假还好做么？”
在被打假人上诉后的电商卖家中，也有人偷偷加入几个职业打假人的QQ群。观察他们行动后，通常能发现的规律就是：“一个人发现了可做的产品之后，就丢到群里，大家一起大批量购买。”
被“打假”，总是猝不及防
2016年8月的一天，刘渊从成都启程，到重庆应诉，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上被告席。在路上，他不断在心里与这次的原告，那个执着于从他手里拿到数万元赔偿金的“打假人”模拟过招。
三年前，刘渊从历练多年的一家电商企业辞职，回到家乡成都，想把与两位朋友一起创立的一个专卖川味辣卤的食品品牌做大。除了线下门店外，也先后在天猫、京东等平台开了店铺，销量颇丰。
尽管细心地办理好各项证照，刘渊的店铺仍未躲过“职业打假人”的关照。3月的一天，店铺客服收到了一条在线消息，被告知“以无QS资质工厂生产食品，已触犯法律”，并要求该店退款7808元并以10倍金额赔偿，共计赔付8万余元，否则将直接上诉。
看到这条消息，刘渊觉得莫名其妙，自家的工厂明明取得了QS认证。这位“打假人”的地址是武汉的一所政法大学，也让他感到奇怪。
之前，刘渊也接触过一些职业打假人，但都是另一种做法：“新广告法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商家没有注意，用了一些’极限词’，也有打假人过来帮你找出毛病。文字方面合规是500块钱，他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搞你。”
在收到这则“打假人”的声明后不久，工商、质检、食药监等部门接到投诉，轮流来到与刘渊公司合作的加工厂审查，却并未发现投诉者反映的问题，反而发现这只是厂家的一次“乌龙”事件。
刘渊对《天下网商》解释说，他们分别有生产肉类、水产、豆制品、蔬菜产品的四个加工厂。2016年年后，由于水产工厂开工较晚，刘渊一行想把龙虾、鲍鱼等水产放到肉类工厂生产，于是印出了地址为肉类工厂的标签。和肉类工厂负责人沟通后，他们发现这不可行，但那批标签却留在肉类工厂忘了做报损，后来则被不小心贴在了肉制品包装上，导致标签与产品不符。
但在“打假人”眼里，这样的无心之失被贴上了商家蓄意而为的标签。3月15日到3月22日，这名在武汉的买家先下单购买了刘渊店铺里48元的商品，之后又分两次买入价值各3880元的商品。紧接着，在3月25日，另一名重庆买家也买了该店100多元商品，并迅速以类似“无资质生产”的理由直接将其告上法院，索赔1000多元。
恍然间，刘渊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在咨询律师后他得知，如果重庆的法院判打假人胜诉，武汉买家很可能就会拿这次的审判结果去武汉上诉，就有很大概率拿到8万多元的赔偿金。
抱着尝试的心理，刘渊借他人手机给武汉买家发短信，解释并非故意贴错标签，也希望他们能够“高抬贵手”。但对方除了生搬法律条款，就是以“救世主”姿态历程恐吓，并宣称“此举上承天意，下顺民心”。
“你看他们说话，简直就像古代人一样，根本没法交流嘛。”刘渊苦笑着说。尽管拖着官司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赢，但他决定应诉到底。“有些时候这样是息事宁人，但有些时候这样就完了。”
规范自身保平安，说得容易？
即便不涉及质量和安全问题，商品总有一些商家难以规避的瑕疵。可能是管理上的偶然疏漏，也可能是对冷门法律或法规定义的不了解，甚至还有在行业生存夹缝中的铤而走险。这些，都会是职业打假人全力炮击的软肋。
当然，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会到打假人的同等“青睐”。“寻找田野”的创始人梅小排在网上开店卖橙子，经营初级农产品的他基本没遇上过职业打假。但他告诉记者，化妆品、保健品和预包装食品都是被打击的重灾区。
不同于品牌仿冒、材质虚标横行却容易识别真伪的服饰鞋包类目，上述类目需要更高的检测成本和专业知识。于是在标签错误、新广告法禁用的“极限词”等表面问题上，更容易被打假人下手。特别是在食品类目，历来还发生或“毒奶粉事件”、“地沟油”等令人恐慌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只要存在不足，就难免被指摘。
比如，一句难辨真假的“吃了不舒服”，就可能意味着一场“暴风雨”的来袭。
五年来，阿星一直经营一家主打“小龙虾私房菜”的网店，却在11月连续遭到3次职业打假，被投诉产品无标签和QS认证，是“三无产品”。面对投诉，她感到委屈和困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本身也是外卖店，营业执照、卫生许可、餐饮制售许可（现已被纳入食品经营许可）都是全的。”
10月生效的《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这样规定，“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食品经营者通过网络销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生产”和“制作加工”的定义划分，决定了商家是否该取得QS。外卖一般属于“制作加工”，而在电商平台出售的预包装食品则一般被认为是“生产”，需要QS。这让阿星困惑了，把外卖放到电商平台上来卖，没有QS不行？
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她确实也在申办QS认证，但这过程往往最少需要3-6个月的时间。许多商家在申请期间不中断经营，恰好就会成为打假人攻击的对象。
另一方面，阿星遇到的打假人并未真的投诉到工商或者食药监等部门，而是先要求退款并拿到数百元赔偿金，否则才威胁告发。“可能如果一提特别多钱的话，店主接受不了，但几百块钱可能就算了。”她认为，这是打假人快速获利的方式。
“美厨妈妈”在网上卖冷吃兔等四川特色小吃，其店铺负责人林文涛也有同样的感触。最近，有打假人声称自己吃了“美厨妈妈”的产品拉肚子，要求10倍赔偿否则就上诉，但并未提供证据。眼见店家不为所动，便将店铺与平台一起告上了法庭。
进口食品面临的“死循环”也同样严重。
一位主营日本进口食品和日用品的电商卖家就陷入了困境。令她感到无奈的是，进口商品如果按正规方式贴上中文标签，不知情的购买者会误以为商品并非“真正进口”，导致店铺销量急剧降低。但若不贴，打假人立马找上门。
进口零食行业金冠卖家小赢则看到另一个矛盾：一些卖进口零食的同行通过“灰关”（将通关事宜交由清关公司处理，手续更简便、速度更快且费用更低，但一般不能获得报关单据）方式进货，这种原本处在“模糊地带”的做法会让打假人咬住不放，最终“多数还是商家理亏”。
权衡之下，小赢选择了更合规的直邮方式，但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量和更久的发货时间，以及增加的成本和竞争压力，比如需要逐个打电话，向买家核验身份证号，这样的境况下，更多商家仍在迟疑。
咨询师王宁洁供职的一家名为“华测瑞欧”的公司，便将帮助进口食品做合规审查作为业务之一，这项业务的一大作用就是为了让商家和企业不被打假人找出瑕疵。她认为，进口食品做合规审查时的重点在于标签，常不得不死抠国家标准。“去年4月左右在海口岸，要求所有非纯巧克力产品中文名称都要写成’巧克力制品’，就是因为职业打假人产生了纠纷。”
随着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可能依旧会有新的漏洞产生，但包括淘宝在内，各大电商平台对商家的要求其实正不断提高。比如，在《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全面执行前，淘宝便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要求食品商家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一律下线。或许正由于真正的不良商家越来越难寻找到，有打假人甚至开始“制造”瑕疵。
朱小茧和朋友经营着一家以售卖薯片、坚果和辣条等国产零食为主的线上店铺，她向记者讲述了近来的遭遇：11月18日，有位顾客在店铺里下单了1万多元的蒸蛋糕。因为缺货，店家联系这名顾客退款。但在一周内，无论是旺旺留言、打电话、发手机短信，顾客都不作回应。直到11月30日，他才申请退款，店家马上同意了。
“结果12月份我们却收到法院传票，说是以低价诱惑顾客购买却不发货，属于严重的欺骗性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朱小茧感到愤怒，“我都蒙圈了，欺骗他什么了？明明联系他退款了也同意了好吧！”
事实上，该店所售的蒸蛋糕并未大幅低于市场价。律师在了解事件后，也让朱小茧等人积极应诉便是。毕竟，卖家在按照平台流程及时处理后，退款订单对卖家销量、排名等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买家也并没有因此造成经济损失。
往往赔了钱，但事还没完
为了提高胜诉的可能性，在出发去成都前，刘渊找了四波律师咨询。哪个点容易出错，如何应对对方的话术，他都事先准备。“一定要咬死在事实的某个点上，不然很容易被对方绕进去。法官依据的是法理，不会听你有感情色彩的话。”
律师给刘渊提供过另一个方案：可以把官司拖两年。也有朋友劝他打个电话认错，赔个两三万块钱算了，他都拒绝了。他说，他想看看这些“职业打假人”到底长什么样。
“真的有问题，我们是接受退货退款的。”对于最近被“打假”，林文涛打算应诉，“职业打假人总是先敲诈后起诉，应该是觉得应诉成本高于索赔额，认为我们不会接招，而干脆赔他钱吧？”
面对职业打假人的纠缠，商家是否赔钱就能了事？这又是一个难解的疑问。
朱先生在一家电商企业从事法律工作，他处理过大量关于职业打假人的案件。他表示，职业打假人的常规“套路”有两种：一是反复购买索赔，并共享商家信息，但不会去告发商家。二是放大商品有限的瑕疵，以举报投诉要挟，来实现拿钱的目的。
但最后的结果，依旧是放任市场上的假货，或者商家的瑕疵继续存在。既不能真正地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商家也面临时不时被打假人再次找上门的可能。
朱先生表示，有许多打假公司以“法律合规服务”的名义，要求与商家签订付费合同，但实质上往往不会帮助企业去做真正的合规经营。
此外，心态没有调整好的商家被引诱进职业打假人队伍也是常事。“有商家亲口讲，他被职业打假人起诉完了之后又被找到，他们（职业打假人）和他说，打假这个事情很赚钱，让商家出钱给他们买货，然后分成。这样，就把心态没有调整好的商家引诱过来。”朱先生说。
相对于个体打假人的存在，集团化、公司化的运营则更为常见也更具有破坏力。朱先生说：“他们当中层层分工，你负责网络上找东西，我负责固定证据，固定完证据后，我帮你去写投诉函。有一些法律圈里面的人在背后，负责后续的打官司和投诉，拿到赔偿之后集体分成。”
在他接触过的打假人中，不仅有收到高额牟利诱惑的普通群众和商家，还有不少参与其中的公职人员、教师和法律专业人士。
“每个队伍里不都有害群之马？”
尽管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可到了法庭上，刘渊还是暗暗吃了一惊。原告席上站着的，居然是一个1992年生，看起来怯生生的女孩，眼里还带着一丝惊惶和迷茫。怎么说，都很难和那些宣称要“替天行道”的打假人联系起来。
令刘渊哭笑不得的是，女孩说自己并不是职业打假人，她是受没来出庭的男友，重庆一所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的指引，才选择将刘渊的店铺告上法庭。在辩论中，刘渊提供了准备好的所有证据，她才知道他们管理疏忽导致的标签问题和违规生产并无关系。
可以用在刘渊开庭
刘渊拒绝了庭外和解，赢了一审，最后的判决是让他向原告赔付60多元。
但原告方并不罢休，继续上诉，刘渊又去了一次重庆，这次，他见到了那名“研究生男友”。眼看着站在原告席上的女孩越来越语无伦次，坐在旁听席上的男友按捺不住想插嘴发言，被刘渊厉声呵斥：“你闭嘴，你在听众席无权说话！”
“我和法官说，这个事情我们业内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支持小孩挣这样的钱，他就永远不会再做正事了。法不外乎人情，虽然法官不会采纳，但是一定会听进去的。”后来，了解到武汉的买家也是一位1992年出生的政法大学学生，刘渊除了恼怒，还有一丝惋惜。
或许，总有一些职业打假人在入行前会思忖，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绝对正当？在许多职业打假群中，打假人们也在宣泄对于制假商家的戾气，以及对成功打击商家获得金钱报偿的渴望。但对于这一“职业”能延续到何时，他们则都是一样迷茫。
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打假人王全中，认为自己行使的仍是正义之事，并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职业道路。只比王海晚“出道”几年的他，现如今也拥有了自己的打假公司。
“我们以打假为目的，以挣钱为手段。”王全中表示，他的公司成员早已不干“知假买假”的事，而是以被厂商雇佣打假为主，或者在发现假货与厂家联系，同时赚取赔偿金和佣金。
他深信这一群体被老百姓支持，“我们像啄木鸟一样去吃害虫，因为市场上假货始终存在”，但他也知道，“现在工商局和法院不太支持‘知假买假’了”。
追溯过往，在2014年3月开始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家如果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主张由原来的“退一赔一”升级为“退一赔三”。这让不少人兴奋入局打假行业。
而在2016年8月5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有一条“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被认为可能会终结“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业。
不管会迎来怎样的命运，王全中打算在最终的规则出台前，先这么干下去。对于泛滥的职业打假人群体，他表示：“怎么说呢？人口太大，怎么做的都有。每个队伍里不都有害群之马么。”
钻漏洞牟利，与抓痛点找商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不少更正规化的维权公司也正不断出现和成长。杭州一家名为“品牌卫士”的公司，利用数据分析、智能追踪识别等技术手段进行打假，并与工商专案打假合作，能帮商家查杀网络中的侵权商品。
与此同时，以索取赔偿款为生的打假人群体的也开始越来越“膨胀”。有多位商家向记者反映，最近一两年，职业打假人的数量开始暴增。
为什么在各电商平台开始重视清理假货的同时，打假人却变得越来越多？朱先生说：“现在的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假货，绝大多数的打假人是盯着商品信息宣传的问题，如使用了极限词、夸大了功效等。因为找寻这些问题不用付出劳动，也不用进行质量检测，简单操作，可牟利性高，所以很多人就随之加入。”
在身为商家的林文涛看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小商家也在逐步正规化的过程中，此时新法规还不够明确，在落地实施上就留出了许多空子给有心之士钻营。
打假人失守的，可能是所有人的信任
发稿前，刘渊告诉记者，他已经收到了二审判决结果——维持原判。他胜诉了。
跑了两次重庆后，他感到异常疲惫。接下来则免不了还有一趟武汉行，投诉不成，武汉买家也将刘渊的店铺告上了当地法院，一并告上的还有天猫平台。
并不是每一次都有能胜诉的机会。“他们的分工很明确，比如谁先上谁后上，分别什么策略。”刘渊说，“有先安炸弹的人，也有在后面’挣大钱’的人。”
重庆买家告的是刘渊的店铺和加工厂，但加工厂排查并无实质性问题。武汉买家就转向告店铺和天猫平台。后来，天猫在当地委托了律师调解，原告对天猫方面撤诉，直接告店铺。
“他们鲜有不把平台拉上一起告的。”朱先生称。
但平台与用户之间只是服务合同，并不是买卖合同。为什么要把平台拉上一起告呢？他分析，打假人极大可能是希望通过平台向商家施压，达到快速索赔的目的，“平台承担责任是有前提条件的，要么不能提供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平台可能会代商家先赔；要么平台明知或应知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而放任的，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但现实中，平台往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量的判决案例可以说吗这一点，但打假人仍执意要将平台列为共同被告。”
巨大的案件量带来极高的诉讼成本，给各个电商平台也造成不少负担，同时占用了大量司法部门的资源和精力。
“他们（恶意的打假人）对司法也缺少敬畏之心。”朱先生说，“这种案子经常是开庭了，却联系不到维权的人。他们拿法院的传票、起诉书等法律文书吓唬不熟悉法律的卖家，以获赔撤诉做为牟利的手段，并不是真正要打官司。”
他说，对于公益性质的，能够找出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假人，许多电商平台其实并不排斥。但以牟利为目的，向一些商家重复购买、索赔，并不向工商、食药监举报的，而放任假冒伪劣商品继续销售的打假人，“我们现在抵制不了，但在我看来，这些人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最终正式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到底会不会是所有职业打假人终将遇到的“滑铁卢”？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目前，对打假人的限制已经越来越多。
比如，法院在“消费纠纷”案件的审理上，已经有一些约束打假人行为的判断标准。12月6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次会议上就该问题展开了讨论。根据公开的讨论纪要，人民法院不支持“知假买假（包括质量问题和标签瑕疵）”。在食品消费领域，假如标签、说明书并非有意误导消费者，法院也不支持十倍惩罚性赔偿。
另外，据《北京时间》报道，职业打假人王海近日透露，自己在亚马逊中国官网注册的实名账号被封，他表示这是自己21年职业打假生涯遇到的头一遭。
为了应对不良打假人，也有越来越多的商家组成了“反打假联盟”，在面对非商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恶意投诉时提供资源，互相协助。刘渊也希望，如果在重庆和武汉的两场诉讼都能取得胜利，就能够唤起更多商家在面对恶意打假时“勇于站起来”。
不过，仍有部分职业打假人在起着净化市场的作用。如果这个群体能更多地关注食品安全和仿冒问题，而非钻营一些无心的瑕疵，或许也不必招致如此恶名。
最后留下的问题是：如果打假人还需要继续存在，该以怎样的姿态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