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地方法院出现一些与司法解释相悖的做法，反映了职业打假领域各方社会矛盾达到了一个激化程度。
2014年，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知假买假不影响消费者维权索赔，明确了知假买假不影响消费者维权。
然而对于职业打假人的行为是否受到保护的问题，在当时司法解释出台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张勇健表示，关于职业打假人，甚至由此形成的一些公司、集团，这个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仍然还是一种探索的过程。
近年来，伴随着天价索赔不断出现，关于职业打假人的质疑越来越多，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占用浪费司法资源等等。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法院做出知假买假索赔不予支持的判决，并当做典型案例发布，有的地方法院制定指导性文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知假买假索赔不予支持。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号朋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意味着职业打假领域各方社会矛盾达到了一个激化程度。
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是客观必然
苏号朋说，毫无疑问，职业打假人是以满足个人利益为目标的，把打假当做职业获得利益，但是依照法律规定获得赔偿，是法定权利。
苏号朋认为，地方法院一些与最高法司法解释相悖的做法，反映了一种新的倾向，就是法院对于知假买假问题如何看待。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只是在涉及食品药品的案件中表明态度，知假买假仍可要求惩罚性赔偿。但涉及服装、电器等纠纷可能就没办法适用，最高法还没有表明一个完整的态度。但从整个过程来说，对知假买假是不反对的。
“审案是地方各级法院来审的，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态度。”苏号朋说。
但苏号朋强调，作为地方法院是没有权力制定司法解释的，即使制定一些具有指导性质的文件，也不能跟法律、司法解释相违背。
首先，中国市场上假货横行，假货少的话也不会产生职业打假群体。职业打假群体的兴盛正说明了诚信的企业还是太少，太多的企业在造假。另一方面，具有监管职权的行政机关没有尽到自己的监管职责。此外，职业打假群体可能有一些不当的索赔行为，比如索赔太多，以不当的方式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索赔要求，索赔金额高于法律规定的十倍惩罚性赔偿，这引起了企业、行政监管机关包括法院在内的反感。这是职业打假人需反思的问题。
苏号朋称，法院不支持也好，行政机关反感也罢，“美国、欧洲没有职业打假人，为什么中国有，这是值得反思的，如果企业不能诚信经营，行政监管机关不尽到监管职责，对职业打假人再怎么遏制，他们也有存在的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吴景明认为，知假买假本身就是个悖论，假不假不是由消费者也不是由经营者去判断，是由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去判断，知假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事后知道而不是事先。职业打假并没有像经营者那样通过转售赚取差价，而是通过法律规定制度索赔。说知假买假存在以营利为目的是不成立的。
吴景明称，职业打假人完全靠索赔获取经济来源，但这不是违法行为，是合法的且法律赋予的权利。如果没有假冒伪劣，职业打假也就没有存在的市场。从社会需求和目前市场状况来讲，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必然。
依法诚信打假
苏号朋认为，职业打假人将会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机关发挥不了执法功能，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纵容”这个行业的发展。
对于职业打假人浪费司法资源的质疑声，苏号朋说：“他们虽然为了自己的利益，但至少让造假的公司付出了代价，这涉及一个价值判断。一般消费者买了假货没有时间去维权，职业打假人去做，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同时，苏号朋反对一些职业打假人的不当行为，希望他们依法诚信打假。他认为如果职业打假人越来越多并且与对方冲突越来越激烈时，完全有必要进行规范。“法律规范一个现象，要等到它越来越典型，在社会中产生纠纷和争议越来越丰富。比如可以对个人打假和公司打假做一个区分，在赔偿范围方面做一个调整，在引导打假方面是有帮助的，最重要的是让假货越来越少。”苏号朋说。
吴景明认为，一些地方法院与最高法司法解释相悖的做法，主要还是心理上的好恶影响了行为。“心理上对职业打假人比较抵触和厌恶才这样做，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违法行为。即使内心认为一些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干扰了正常工作，增加了工作量，但裁判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去决定。”
吴景明称，有些职业打假人的行为需要规范，比如不能通过制造证据、制造过期食品来索赔。他认为，如果找不到职业打假人的违法行为，但法院又不支持其索赔请求，肯定会发生更多的冲突。
对于如何改善这一局面，吴景明表示，职业打假人不能恶意通过违法手段，滥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职业打假人也不要单纯地以获利为目的，要更公益一些，这样可以更能获得社会认可。“打假应该面向所有的假冒伪劣，而不应针对少数信誉好的大企业，否则容易引起社会看法的歧义，造成偏见，而这种偏见不是主观的是客观造成的。”
吴景明称，作为法院，不能因为好恶去裁判，要对职业打假的一些违法行为进行引导，比如说制造伪证，该惩罚就要进行惩罚。
“只要职业打假人没有违法行为，法院就应该严格适用法律制度，去维护其消费者的身份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吴景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