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台北12月18日电 记者18日获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台湾著名作家、编剧琼瑶诉大陆导演、编剧于正侵犯著作权一案已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宫锁连城》侵犯《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判令被告方停止侵权，于正向琼瑶道歉，被告方赔偿原告500万元。
其后，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琼瑶。她在受访中畅谈维权心路历程，并对知识产权保护、编剧中心制发展等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问：对法院的二审判决如何看待？
琼瑶：等待的过程对我而言是漫长而煎熬的，但我始终抱定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相信法律能够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在获知二审判决结果的那一刻，我心情十分激动。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权益的维护，也是对所有原创作者的尊重。
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139名编剧对您进行了声援，是吗？
琼瑶：这场官司，我本以为我会像堂吉诃德一样傻气而孤独。没想到，这139位编剧居然“联署”支持我！那天，我太震撼太感动了，知道我不再孤独，不由自主就湿了眼眶。我相信，他们在更深层次是在支持一个干净的、没有抄袭剽窃的编剧环境，用声明中的原话是“在维护编剧职业尊严”。
问：通过这次的维权，您有何感悟？
琼瑶：文艺作品本身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是创新的体现。一部好作品凝聚的可能是一位编剧的青春、经历、激情、热忱和才华，背后是多少年的积累和不间断的学习。好的文艺作品一旦出现，可能会影响几代人，甚至改变许多人的命运。因此，对于原创作者的辛勤劳动，应当予以尊重。
近些年来，大陆越来越重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让人欣喜。但也要看到，我们的维权之路仍然相对比较艰难。如果可以，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途径去解决或帮助协调解决侵权事宜，而不仅仅只靠编剧一人之力。
问：近年来，大陆的影视剧事业发展迅速，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琼瑶：近年来，大陆影视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和文艺人才，这些都为编剧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隐忧。比如说编剧行业的两极分化问题，年轻的编剧待遇和收入相对较低，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再比如就是原创的优秀作品相对较少，一些商业机构和个人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缺乏了对作品质量的把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更多地反思，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更多的进步。
问：如今，两岸在影视剧制作上合作频繁，您对两岸合作及两岸题材作品的合作有何建议？
琼瑶：我到大陆拍戏已有26年时间，对两岸的影视合作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未来，两岸的艺术精英们可以在很多领域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和交流，比如古装戏。两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作品拍摄出来更容易产生共鸣。
谈到建议，我想对于古装剧的拍摄方面，可否减少一些严格的考据？比如外国的影视作品，可以说“从前有一个国王……”，然后展开戏剧，至于是什么国王、哪一国的国王以及哪一个年代的国王，不会去深究。我们现在写古装戏要考据朝代、考据帝王，还要考据官位币制，最后卡在“篡改历史”的顾虑下，可能就被制作公司放弃了。最近，终于看到一部“架空时代”的古装戏《琅琊榜》上了卫视黄金档，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问：近年来，大陆影视创作在探索“编剧中心制”，您作为较早尝试这一模式的编剧之一，怎样看待这种模式？
琼瑶：我开始编剧比较早，那时还没有“编剧中心制”这种名词，反正是编剧就要负责整个剧本的撰写和完成，我就这样一路走来。到了今天，我编写的剧本依旧不喜欢被别人改动。如果现场出了问题，我会立刻改剧本来配合。因为剧本前后有承接、有呼应，如果换作别人改，很可能改出不通的地方来。
我认为最好的编剧是导演和编剧合二为一。这样写剧本时，画面已经在导演脑子里，这部戏要达到理想就会容易很多。当然，这样编导合一的人才实在不多。那么，编剧最理想的模式，就是导演和编剧密切合作，写一集就讨论一下，戏剧是集体艺术，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虽然我是编剧中心制的创作模式，但我并不“专制”。只要修改意见能够说服我，让我觉得比自己的东西好，我会欣然接受，立即改写。不过，这种编剧方式很缓慢，我的每部戏剧，从编剧到拍摄完成上映，大约要两年时间。以现在快餐经济效益论，可能并不合算。但从创作精品的角度而言，我认为这一切都很值得。
问：对于此次侵权的赔偿金，您将如何处理？
琼瑶：扣除诉讼成本之后，这些侵权赔偿金我将如数捐赠给大陆的慈善机构。我知道大陆很多偏远地区缺乏师资。“希望小学”已经盖了很多，老师却因为地处偏远、薪资不够而放弃。我也希望能够资助大学生原创剧本，培养原创人才。所以我想如果我能获得赔偿，我就用在教育上，把这笔赔偿用于推动教育的公益事业上，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对教育的关注。那么，这笔赔偿对我而言，才有实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