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万字照搬11万字、有些段落则颠倒词序……就这样拼起了一本书。”河北人民出版社翻译的叔本华《人生的智慧》一书，日前被指大量抄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译本。翻译图书“撞脸”时有发生，许多经典作品的译本经常成为再版“翻译”的临摹本。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所谓能翻译多国语言、一年能翻译几十本书的“翻译家”，有不少是子虚乌有，“他们是书商用来给抄袭译作署名的傀儡。”
不过，翻译维权选择打官司的很少，取证难、成本高、赔付额低，是维权的最大困境。要让翻译有效维权，得翻译自己主动改变文学附属品的地位。
“地下写手”东拼西凑，搅局翻译圈
出版界有个笑话，有人想找名叫“宋瑞芬”、“李斯”的翻译，结果多方打听，两位高人虽然通晓多国语言，一年能翻译数十本书，却行踪不定，连长什么样都没人说得清。再一打听，才知道两位“翻译家”是书商杜撰的，根本就没这两人，而他们署名译作则东拼西凑，有不少涉嫌抄袭以前的翻译作品。
有资深出版人透露，一些不法书商瞅准了哪本译著销量好，就雇用“地下写手”，在已有译本上改动个别字句，调换一下句式结构，便炮制出动辄成套的外国文学著作“新译本”，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大行其道。近两年，“哈利·波特”系列的知名翻译家马爱农，曾状告中国妇女出版社周黎所译《绿山墙的安妮》。最早翻译意大利儿童文学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王干卿，八九年间打了16场维权官司，反复与层出不穷的抄袭版对簿公堂。
译作根据原作派生，因此，译作被抄袭后，往往由于侵权文字难以认定使得维权困境重重。此外，被告不承认、由谁来确认侵权事实存在、具体程度怎样等等，都成为维权障碍。一些官司即便被判构成剽窃，原告却无法获知侵权方精确销售数额，没有办法依照侵权销售数额进行赔偿。结果判决赔偿损失也就区区几万元，很难对抄袭者形成威慑。
于是，不少出版社即使发现市场上存在抄袭译本，往往也很少去打官司索赔。一位出版社总编辑道出苦衷，一方面难以取得侵权方非法获利数据，另一方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取证，得不偿失。
优秀译著能在译文里看到译者个性
81岁的翻译家马振骋告诉记者，几十年前他从事翻译时，如果是抄来抄去拼拼凑凑，被视为是丢脸的事，一旦被人发现，职业生涯就可能会断送。“现在某些译者和出版社已经没有羞耻感了。如果人们都置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于不顾，翻译这条路以后走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业界认为，当下的翻译维权难，还折射出翻译地位的困境。英国批评家德莱顿曾替译者打抱不平：“翻译的工作要有很大的学问，而所得的称赞与鼓励却微乎其微。”
“能够参与翻译的人越来越多，但有水平的专业译者比较有限。”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透露，良莠不齐的译者队伍，对出版社来说是个考验。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翻译属于再创作，但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翻译依然处于“附属地位”。莫言摘获诺奖，作品的英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功不可没。不过，葛浩文没有逐字逐句翻译，而是用英语读者习惯的文学习惯，对作品进行了再创作。一位从事翻译的人士告诉记者：“翻译作品，不仅取决于原文，更需要看翻译本人的审美品位和文学造诣。优秀的译著能在译文里看到译者的文字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