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手表、福建的鞋类、江浙的女装……28天，阿里巴巴首次披露了“售假账户操控人”地图和“假货生产企业”两张数据地图。大数据地图显示，全国疑似制假团伙61330个，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区域。其中，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团伙数量最多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五个省份，合计团伙数占比63%，其中广东占了将近四成。（6月29日《新华网》）
一张“打假地图”，精准的数据挖掘和统计，全景呈现了假货分布的行业和区域。电商平台方以此表明，自己充分发挥了“平台把关”的作用，采取平台拦截、将商品下架或关闭的这些店铺措施，能及时防控线上的售假行为。不过，作为销售和流通环节的中间段，若不能对源头的制假窝点进行一窝端，中间阻断和尾部防控则会挂一漏万，既无以治标，更难以治本。
广东手表、福建鞋类、江浙女装、山东箱包皮具等，售假账户操控人拥有明显的地域性及产业集群性意味着，制售假劣产品已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并打上了鲜明的地方烙印。在军事战争中，有了地图的指此也就意味着有了方向，避免成为瞎子和聋子，在角力中陷入被动。如今，依托于大数据而生成的打假地图，则为精准化打击提供了便利，若能据此进行源头打击，特别是对制假行为给予集中性、立体化的整治，则打假的效率可极大提高，打假的效果也能得到最大化保障。
时下是一个共享时代，除了经济成果共享之外，在社会治理上同样可以采取如此模式。企业有技术优势，他们完全可以描绘出更多的“打假地图”以供政府机构参考；政府机构有执法优势和管理手段，却受技术上的限制，至于公众与社会组织也可以参与其间，只是识假辨假能力的缺失，专业素养的不足，同样需要进行宏观上的指引和微观上的指导，让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用脚投票的作用。
别小看一张“打假地图”，其衍生效应在于道德与法律两个层面，并有效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共同作用。打上鲜明地域和行业特征的地图索引，让公众心中有了自己的倾向性与选择性，对有明显的地域性及产业集群性的产品，自会拒远之，售假没有了市场，制作的利益兑换就十分困难。重要的是，有了“标签化”的鲜明标注，对地方的打假积极性也是一种促进，诚如当年网络流传的“污染地图”和“彩礼地图”一样，对不光彩的标注依然能保持淡定？
“地图式治理”已有诸多成功的例子，比如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警方据此按“图”索骥，查获了一批大案要案，起到了足够的震慑效果，重灾区的地方实施精准化、规模化和集中性治理，也让业态得到了好转。若依托于技术手段而生成的“打假地图”能够常态化，并由隐之于内到公之于众，无疑于把制假售假的信息广而告之，既有利于形成更大的打击共识，又能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整合。
制假售假作为仅次于贩毒的第二大社会公害，已然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打假离不开坚决的态度与果断的行动，更离不开各方参与形成的整体合力。如何实现线上线下的互动，如何做到以点带面，整体联动、“打假地图”无疑扮演着纽带的作用。如今，阿里巴巴式的“打假地图”已应势而出，不妨将其升格为打假的利器，溯源头、端窝点、治链条，则打假效果可期，治假前景有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