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讯（记者高鑫）是不是真货？多数消费者网购时会考虑这个问题。
电商发展，如何走出假货之觞？打击和防范制假售假，当下该从何处发力？源头治理，凸现哪些制度之困？
多位专家27日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建议，电商平台、监管及执法部门要实现有效对接，利用大数据精准打击和防范制假售假；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重刑罚处罚力度，大幅提升违法犯罪成本，实现源头治理。
假货困扰电商消费或陷电觞
据媒体报道，2016年6月，京东商城自营专区被爆销售假机油。壳牌官方认定其销售的“壳牌（shell）HeliHX75W-40蓝喜力SN级4L”润滑油非壳牌生产。
2016年1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将包括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在内的多个平台列入“恶名市场”名单。其他在名单上的还有：B2B电商平台GONGCHANG.COM、北京秀水街、广州白云皮具城、沈阳五爱市场等。
2017年2月，美国政府官员要求，亚马逊和EBay在假货问题上变得更透明，其原因是，去年，美国政府共缴获了13.8亿美元的假货，主要在亚马逊和EBay上购得。
知名消费者维权律师邱宝昌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商架起了生产和消费的流通之路，给人们购物带来便捷，但也带来一些问题，如网络虚假宣传、个别违法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这些情况应得到有效规制。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中国有，世界各地都有。”
据国际商标协会（INTA）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买卖的假货产品价值460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假货买卖发生在网上。
电商发展，如何走出假货之觞？电商平台纷纷开启与假货的“斗争”。
阿里巴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现已成立一支2000人的打假“特战队”，每年在打假上投入超过10亿元。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底，阿里巴巴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
“企业没有执法权，我们能做的是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监管部门报告线索、等待执法部门依法处理。”这个负责人说，我们可以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但无法阻止制假售假行为在线下泛滥和在平台间的流窜。
面对假货困扰，电商平台纷纷选择“严把入口”。京东商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组建的质控团队，会梳理并制定商家入驻资质标准，以确保商家基础资质、品牌授权资质及特殊行业准入资质正规齐全；还会同商家签订一系列商品品质保障合约，确保正品行货品质。
“出售假冒商品的卖家须支付违约金100万或按照该店铺全部累计销售额的10倍违约金进行处理。”京东在其最新修订的《京东开放平台卖家积分管理规则》中作出上述约定。
记者注意到，一些电商平台还选择“主动出击”。2017年伊始，阿里巴巴将平台上一家曾出售假冒手表的网店，起诉至深圳市龙岗区法院，以“违背平台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索赔140万元人民币。作为国内首例电商平台起诉售假店主案，该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邱宝昌表示，网上售卖假货问题仍较为突出，如何有效监管和查处是难题，需消费者、电商平台、执法部门等多方共同发力，源头治理。
历史数据认定是打击难点
打击制假售假，执法层面有哪些难题？一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一线执法民警告诉记者，在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中，尤其是涉及电子商务的案件，碰到最难的问题是历史数据认定。要使作案者能“罪责刑相适应”，即嫌疑人卖掉多少假货就受到多大的法律制裁，首先要让这个数据能客观反映其售假金额。
电商呈现的跨区域等特点，造成诸多方面取证困难。该民警举例：“前一段时间，我们收到一份协查报告，案值23万元，涉及我省10个地市，有30多万条线索，但全省经侦才2万人，平均每人要协查15条线索，这不太可能。”
民警介绍，执法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造假者通过货、标分离及散件组装实现订单生产，造成法律上“认定难”。比如，在深圳查获的手机工厂里，所有配件都扔在一起，可法律上难以认定是成品货，因为必须有贴商标的成品，才能定为涉假。
“实际上，只要有订单，他们一晚上就可以把几千件的散货组装为成品。我认为，在这个条件下，只要查获的零件可以拼装为成品，就应该认定其是成品。此类具体的执法细则缺乏，造成现实中司法机关处理不统一。”民警还提到，让制售假者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需考量对那些为制售假提供便利而获利者进行制裁。
如何破解执法层面的困境？邱宝昌认为，打击网络售假，靠“人盯人”很难，必须运用大数据。相应的监管和执法部门，要与电商平台实现有效对接，利用大数据精准打击和防范制假售假。
为斩断制假产业链，打击假货源头，电商平台也纷纷发力。据了解，阿里巴巴从2010年起便探索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主动防控体系，针对文本、图片及用户行为做分析，对涉假商品、涉假行为做全网实时监控。2016年4月26日，阿里巴巴发布的首份知识产权保护年报中提到，2015年，其已实现每秒分析1亿次实时数据。
专家还提到，治理造假售假，消费者也需积极参与，如遇假货要及时向电商平台投诉，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查处。
专家：加大刑罚处罚力度
源头治理造假售假，凸现哪些制度之困？
据阿里巴巴新近公布的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但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案件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另一组数据，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三缓四。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专家认为，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等缺陷。
据悉，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对于假货的规范散落在多部法律中。《刑法》对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标准是售假金额必须达到5万以上；《产品质量法》中对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处以没收违法产品，并处以货值3倍以下罚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打假亦有涉及，但侧重于对消费者的补偿。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多部法律中制售假条款的规定，更是多年未改。
按照《刑法》规定，制假售假定罪标准从制定至今，仍以销售金额为一元化标准。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等”。
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同样认为：定罪标准应当从销售金额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在司法解释层面，应该修改传统证据认定标准，采信大数据分析结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有条件地采用抽取认定等证据标准。
专家们提出，违法犯罪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比较，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力度明显过小。因此，呼吁完善法律法规，加重刑罚处罚，让制假售假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