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的年龄横跨“50后”至“90后”。他们的江湖，以发现假冒伪劣商品为目标，以知假买假索赔挣钱为目的。随着立法的加强，针对制假售假的惩罚性规定加码，他们追逐的，是“退一赔三”、“退一赔十”甚至更高的利润。（2月22日《南方都市报》）
谈到职业打假人，不得不提“打假达人”王海。目前，王海已拥有4个“打假公司”，由过去的职业打假人，成为现在的“打假老板”。然而，王海曾表示，“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这显然让人难以苟同，即便是王海“以保时捷代步”，其人生也高尚不起来。
不可否认，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扮演着假冒伪劣商品“发现者”角色，对制假售假行为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其打假只为逐利的动机，令人难以肃然起敬。特别是，为了索取高额赔偿，只买“假”的，不买“真”的；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只索赔，不维权，或者仅替自己维权；这种扭曲的消费心态，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同，人们对此也是毁誉参半，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民间打假的善意。可见，职业打假人的维权效益不宜高估。
特别是，“打假公司”的横空出世，将打假当成一种“产业”去经营，组织和吸呐更多的“散兵游勇”，为逐利去打假，正义之举被利益裹挟，进一步放大了民间打假的自私自利心态。然而，打假的根本目的，是替消费者维权，不是逐利。而“打假公司”既不是经营机构，又不是维权组织，即便是其打着维权的旗号，这种过度功利化、商业化的维权方式，也不会给社会和公众带来多少益处。
殊不知，一旦打假公司化、维权商业化之后，民间打假者为了维护公司和自身利益，将会在打假过程中更加“积极”，甚至不择手段。其结果是，他们在打击了制假售假等不法行为的同时，也势必会破坏正常的经营秩序，甚至会引发更多的商业纠纷和社会矛盾。可见，“职业打假人”再受追捧，“知假买假”效益再好，其存在的合法性，还值得商榷。
特别是，民间打假队伍的异军突起，反衬出了公益性维权组织在打假、维权等方面已经“阵地失守”。因此，相关的监管部门和权威学术研究、认证机构，以及消费者协会，应肩负起社会之责，在维护公平正义、打击假冒伪劣中承担重任，让打假逐渐从个人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同时，有关部门应对民间打假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其走偏，扰乱市场秩序。（张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