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识产权信息珠珠给大家分享带来的《版权经纪闻名难见面》，如果您对版权经纪闻名难见面感兴趣，请往下看。
如果愿意付费使用正版，都得不到便利的版权服务，反而要遭遇重重麻烦，那么还谈何打击盗版呢？
上周，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节目组就遭遇到这个问题。事件起源于其节目选手翻唱了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歌曲，而这首歌的版权方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发来公函要求节目组停止侵权。
《中国梦之声》节目组觉得很委屈，事实上他们所隶属的上海广播电视台，已经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采用一年打包支付的方式购买了节目中可能出现的词曲使用版权。
而摩登天空方面则觉得很“荒唐”，他们并没有收到版权费用，也不是音著协的会员。
反倒是音著协很淡定，其解释称自身有“代收”“代付”的业务，也与正在修改中的《著作权法》相关精神吻合。
这三者的诉求和关系把这件事搅成了一团浆糊。而国内音乐版权问题的混乱也由此可见一斑。有心使用正版，反而遭遇加倍的麻烦。在这样的环境下，谈何发展健康的版权体系？
在这次《中国梦之声》的版权风波中，摩登天空的主张是，由于电视选秀节目中涉及到表演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等一系列权益，应在播出前针对节目中涉及到的歌曲提前申请词曲授权，并和音乐著作权所有人进行沟通。摩登天空的这个主张，来自此前走红于网络的另一首歌曲《董小姐》，这首出在湖南卫视选秀节目《快乐男声》中被翻唱的歌曲，其节目组就提前与摩登天空取得了授权，双方的合作非常顺畅。
但对于国内诸多电视选秀节目和更多更分散的唱片公司而言，双方的“寻找成本”和“沟通成本”都是巨大的。如果每个电视节目都要与涉及歌曲的诸多版权方一一谈判获得授权，问题就不仅仅是经费，连播出周期都可能受到影响，更不要说节目组要配备比节目制作人员更庞大的版权人员团队。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大部分电视台都选择了与音著协合作支付全年打包费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版权方而言，显然音著协并没有起到这种音乐经纪的作用。
作为中国内地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著协向国内各大电视台收取了音乐版权费用，但并不是所有版权所有人都收到了音著协的“转付”。甚至于不少音著协的会员，最终也还是要通过打官司来维权――虽然这些官司都以合理合法的付款和解收场，但对于版权使用方和版权所有人而言都不堪重负，更多的音乐版权使用案例，结局还是不了了之。
国内各大电视台的选秀节目皆引进自欧美，但引进节目形式的同时，却没有引进专业的文化经纪制度――虽然这并非某几家电视台就能解决的。
在欧美演艺娱乐行业，经纪制度健全而发达，对于所有版权使用和费用都有成熟的规矩和方便的渠道。版权在欧美更像是一种可销售的商品，有健全的销售体系和完善的售后服务。电视节目制作方很容易了解到自己需要向哪几个经纪机构购买哪些权益。
这种体系在中国难以复制，既有时间的原因，也有整个行业商业意识幼稚的因素。事实上，国内的文娱从业者，更多是以“手艺人”的身份活动，缺乏专业的商务销售。在生意上的事情难免牵扯不清，更不要说便利的版权服务了。而目前唯一具备这种专业经纪角色的音著协，其定位更多是一个官方的管理机构，不可能从事很细节的专业服务。
所以，其实国内的现状就是，专业版权服务是一片空白。
姑且不论大众消费者因为付费意愿低而使用盗版的风气如何扭转，如果商业机构想使用正版都要遭遇比使用盗版更多的麻烦，所谓的版权生态是压根建立不起来的。
市场呼唤尽快成立专业的版权经纪体系。
音乐市场如此，其他文化产业又如何？
有人期待：
莫言前天授权女儿作家经纪人制度为何呼之难出
北京青年报
前天，莫言年后在微博上首次发言，授权女儿代理自己作品的版权和其他合作事宜。“莫言称，本人自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承蒙社会各界厚爱，常有来电询问版权和其他各种合作事宜。鉴于本人事务繁忙，特委托女儿管笑笑对外代表本人洽商版权和其他各种合作事宜，其对外所作承诺和签署的文件本人均予以认可。”
“根据我们的市场监测，莫言获奖以后，仅图书销售码洋就高达2亿！”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告诉记者，如果以最少10%版税计算，仅版税收入就超过2000万元，这相当于一个中小型企业一年的收入。“再加上影视、数字等各项版权，莫言需要一个经纪人来为他打理。”对于很多作家而言，既然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选，对“书商经纪人”又缺乏信任，选择自己的女儿或者亲人大概也是无奈之举。“我不当谁当啊！”女儿管笑笑曾这样告诉记者。
国内出版界，专业作家经纪人难寻，或许是莫言授权女儿打理版权事宜的原因之一。接受作家委托，为作家服务，维护作家权益，并从作家收益中获取佣金，这是对作家经纪人工作的定义。
作家经纪人渐渐浮出
在国外成熟的作家经纪人制度下，一位作家往往是以绑定一位经纪人和一个出版社的形式来出版图书，而在国内现有出版环境下，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还没有见到专业的作家经纪人，很多知名作家所谓的经纪人只能算是助手或者助理。他们的职责往往仅限于帮助作家处理杂务，一些出版机构、网站和作家私交人士担任了作家经纪人的部分职责。
“不说娱乐圈，几年前，美术圈也有类似的经纪公司，他们包装一两个画家，就可以活得很踏实了。”黎波说，但是真正的文学经纪人或机构在中国并不存在，“作家相对画家人数多，出版社没有太多紧迫感，但是市场有这个需要，最近两年，出版社认识到了，开始绑定作家并开展全面合作，其实就是承担了部分文学经纪人的职责。”
作家于丹就有自己的助理，很多活动安排、图书出版事宜都是由出版商、企业直接和助理沟通，然后由助理经过选择后，由于丹最后做决定。作家韩寒虽然没有公开的经纪人，但其图书的出版商也是好朋友路金波，充当着韩寒经纪人的角色，为韩寒的作品进行市场推广营销。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作家经纪人的出版商之一，北京华文天下总编辑杨文轩很早就开始尝鲜，为作家量身配备专属经纪人。而华文天下旗下知名作家白落梅，就是杨文轩以经纪人的运作模式一手捧红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作家经纪人最大的好处，是让出版领域分工更加明确。”杨文轩表示，白落梅并不善于交际应酬和处理复杂的版权授权，她的优势是文学创作。而杨文轩的经纪人团队，则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去处理包括数字版权授权、合约签订、衍生产品开发、商业活动参与等各种事情，各司其职。
“越是名气大的作家，经纪人的作用就越明显。”杨文轩称，如今文学作品的版权价值越来越重要，一部小说所涉及的版权协议条款日益复杂，小说的影视版权、话剧版权、数字版权……往往让作家极为头疼，这些都需要专业的经纪人帮其处理。
书商做经纪人与作家利益形成冲突
但是，黎波强调，国内的书商和出版社承担了部分经纪人的功能，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纪人，这是市场初级阶段的表现。在西方很多国家，作家经纪人经手已是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必需环节。通常是作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经纪人打理，经纪人再代表作家去和出版商、影视制作人等谈判。
据称，在美国，大众图书市场超9成的图书都是以作家经纪人为中介出版的，其普及程度好比中国的二手房中介。相比而言，中国的作家经纪人一直空缺，所以可以说“书商经纪人”的出现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也隐藏着先天的矛盾，华文天下公司老总杨文轩就直言，现在所谓的“书商经纪人”其实还不是真正的作家经纪人，真正的经纪人应该是一种介乎于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角色，经纪人应该是独立于出版商的。“对于作者，出版商做的是投资行为，经纪人做的是服务行为。”
正是因为“独立”，国外的作家经纪人在和书商谈判时可以显得很强硬，并且在图书销售过程中去书市中调查图书的实际销量，以免被书商隐瞒销量，克扣版税。但是在中国，“书商经纪人”是既当书商又当经纪人，这种“运动员和裁判”集于一身的模式，使得书商在担任经纪人时难免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作家的利益。
曾经有一个与书商签了几年“卖身契”的作家就向记者抱怨，虽然签约前书商给了他很高的承诺，但真正落实起来并不得力。更要命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信任对方，而且没有办法改变，“一切都是书商在做，有时是他自己与自己谈判。我也只能眼不见为净。”也因为名家与书商关系的脆弱，名家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书商签约的情况屡见不鲜。
产业化程度低制约经纪人发展
近年，很多人士都在呼唤真正独立于书商的作家经纪人出现。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作家经纪人在西方遍地开花，而在中国却遭遇“难产”。黎波认为，由于我们的产业化程度比较低，作家的商业价值还体现不充分，10%的佣金不足以养活独立的经纪人或机构。
万榕书业总经理路金波也认为，中国的出版界需要作家经纪人。而当下没有作家经纪人的原因，他认为是市场太小，“没有什么作家收入可以多到能够养活经纪人，作家年收入100万就可以上作家富豪榜了，整个行业的规模太小，国外作家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当然需要经纪人来打理了。”
另外，出版圈现在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经纪人也不能够提供增值服务。榕树下总经理张恩超就告诉记者，现在专业的经纪人太少，很多名家出版社疯抢，作家自己谈和让经纪人去谈，没有任何区别，你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毕飞宇换过一次自己在国外的经纪人，之前的经纪人抽取10%的佣金，新的抽取20%。“但是抽取20%后带来的经济效益远多于之前10%的那一个。”他这样解释换经纪人的原因。
而在中国，能提供这些增值服务的专业人才太少，路金波说，等到市场规模更大、作家义务更复杂的时候，各种海外版权、数字版权、改编权都要处理时，作家就会愿意雇用专业人员来帮忙。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愿意为自己找一个经纪人，但是却难有合适的人选，
南派三叔说，一位作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一部作品是所有图书、电影、动漫甚至音乐的内容源头，作家需要能将其作品利益最大化、充分将作品进行衍生的经纪人。这样的经纪人，需要跨越文化产业的各个分支，还需要混得如鱼得水，这样的要求太高了。
郭敬明：作家经纪人使得作家潜心写作并顺利出版
齐鲁晚报
已突破5亿元，《小时代》的票房还在节节攀升。
这部郭敬明首次导演的电影备受争议，但巨大的成功似乎能豁免所有的质疑，就像一路走来的他本人。
十多年前，依靠青春华丽的文学作品，乍一出道，郭敬明就在讨巧的青春市场占得先机，他比谁都知道这个时代需要什么。
相比习惯单打独斗的韩寒，郭敬明身边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专业团队，他们更注重他的市场表现力，郭敬明也深知自己的优势在于能精准地衔接起作品与市场。
高中时的郭敬明，因两次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头衔脱颖而出。2003年，长篇小说《幻城》出版，当年销量近百万册。通过作品，公众认识了这位小身材大能量的作家，少男少女为他疯狂。
但随后，郭敬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判抄袭庄羽的小说《圈里圈外》，顿时让他落入舆论漩涡。
那时的郭敬明，站在偌大的上海，没人帮他化妆、去应对媒体、拦掉不好的问题，连出席活动的衣服都要自己去搭配。
这种尴尬的处境并未维持多久，因为有更厉害的人去帮他。2006年10月，业界知名的畅销书推手、长江文艺出版社“金黎组合”金丽红与黎波决定去扭转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作家的形象。
签约时，金丽红告诉郭敬明，“以后那些乱事儿你就完全不用管了，你听听，内心能承受住就行，剩下的事我们替你干。”
“韩寒和郭敬明的区别就是一个单打独斗，一个有团队、能够团结一批人在干。郭敬明背后有一批人在干，而韩寒就是他自己，不过是有很多人在问他要稿子，所以就显示出很多人在追他，其实不是。所以我说长江团队和最世团队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很大的忙。如果韩寒也有一个团队帮助他的话，他也不至于会有那么多的流言蜚语，所以团队很重要。”金丽红说。
让作家潜心写作并顺利出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郭敬明掌控的最世，类似于一个作家经纪人公司。作家经纪人以及作家经纪人公司，在国内还几近空白。
“大部分作家是一心写作，对于出版这方面没什么概念，所以有可能他们辛辛苦苦完成的作品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或者本身质量很好的作品却得不到相应的推广，等等。作家经纪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类似的问题，让他们能潜心写作，同时又可以顺利出版。”
郭敬明觉得，作家经纪人在国外很普遍，绝大多数作家、编剧都拥有自己的经纪人，而这一领域是中国急需开拓的，这是对国内作家利益的一种有效保障方式。
刚刚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的作家阎连科，成为国内走向世界不多的一线作家。在中国文学作品进出口贸易比例为10:1、对欧美仅为100:1的现状下，有一位在法国的作家经纪人开始专门负责向西方推荐和翻译他的作品。
“中国应该规范法律，让作家经纪人这个制度尽快完善，只有出现一大批专业的懂语言、懂出版、懂作品、懂市场的经纪人，中国作家那些重要的作品才能够为世界所了解与接受。”在阎连科看来，国外作家经纪人的推广非常专业，这是国内很多出版社做不到的。
一个贾平凹文学馆、两个助手，却只能在国内推广贾平凹，在国际上无能为力。贾平凹很多卖给国外的版权，是通过出版社版权交易的形式走出去的，但其中有很多问题。贾平凹说，其实有很多海外的出版机构对他的版权感兴趣，双方之间却不知道该如何联系。
与莫言、阎连科签约的精典博维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向齐鲁晚报记者表示，中国现有的作家没有经纪人，有的只是代理人或者工作室，代理人替作家跟合作方谈判，同时还是作家生活和工作的助理。
“中国公众对作家经纪人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而在国外已经有很成熟的模式，例如美国的好莱坞模式，以及德国贝塔斯曼的整体产业开发模式，其实是由传媒公司细化到文化经纪、演艺经纪、赛车经纪等等，让有执照的经纪人来为名人服务，名人里包括作家、演艺明星、艺术家、体育明星。”陈黎明说。
在莫言看来，西方文学的经纪人实际上是作家，西方并不是出版社的编辑要求作家修改作品，而是经纪人要求他修改作品，因为经纪人盯着市场研究读者，他会给作家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所以经纪人某种意义上可以干预作家创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纪人都是这样。（作者：郑雷）
有人反对：
王安忆：中国作家目前不太需要经纪人制度
南方日报
中国作家目前不太需要经纪人制度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作家王安忆表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值得肯定，但对莫言请女儿担任经纪人的做法并不认同。
莫言在2月15日宣布，由于自己事务繁忙，将委托女儿做经纪人，对外代表他洽商版权和其他各种合作事宜，这一做法首开国内作家经纪人制度先河。王安忆昨日表示，现在国内很多月刊、期刊和文学杂志的编辑会主动帮很多作家发表处女作和最新的作品，“对于中国作家，我觉得至少目前我们不太需要有经纪人这样的制度。”
莫言的获奖是否意味着中国严肃文学重新兴起？王安忆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觉得作家终于有了一个相当长的、稳定的、可以专心于创作的职业生涯。我们很多人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写很好的作品。只是很多人并没有一直关注我们的文学。”（记者郑照魁）
（编辑：秦韵）
好了，关于“经纪人”版权经纪闻名难见面的内容就介绍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