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得到哪些改善？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天津体育学院教授、博导于善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袁钢，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杨，日前做客由人民网体育部和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所共同打造的“为体育强国夯实法治之基”系列圆桌论坛，对此展开了探讨。
“我国这些年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很大，体育领域也是如此，取得很多新成效。”于善旭介绍说，保护力度最大，取得最明显的成效，体现在体育标志的保护上。国家非常重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的修改，该条例也很快就出台了，这是我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一种负责任的担当表现。此外，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把“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大大有助于解决体育赛事转播节目的版权认定问题。在打击体育赛事盗播行为上，相较前几年力度要大很多，这样的判例也越来越多，市场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司法对乔丹案的最后判决，也对保护运动员形象权起到很好的典范作用。“针对现在一些突出的矛盾问题，学界还要深入探讨，和行政、司法更紧密地结合，形成多元合力，促进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再上一个新台阶。”
袁钢表示，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0年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要求强化知识产权对各类体育企业的导向作用，提升体育产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这是一个大的总体原则。这些年来，在四个层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通过立法，让体育产业中基本法律关系得以明晰；二是体育行业的政企分开逐步落实到位；三是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行政治体转为依法治体，从无所不为转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四是无论在研究还是实践中，对体育知识产权的认知越来越准确，如运动员的形象权问题，由之前的只归国家所有，到现在肯定运动员对形象权享有个人权利，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中国的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李杨表示，新颁布的《民法典》，对人格权进行了一定变更，扩张了它的内容，已经将人格标识商业化利用的财产利益纳入到肖像权和姓名权中，这对运动员形象的保护很有帮助。《反不正当竞争法》刚修改不久，其中的第六条明确规定，对具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性标识予以保护。此外，在体育赛事转播问题上，一些北上广深的典型案例，法院判决上对版权予以严格保护，外国学者对此评价也非常高，甚至成为外国司法界典型的判例素材。（欧兴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