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塑造了“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传播者”的著作权新型关系。随之而来的，是版权纠纷的逐年增加，这其中，又以图片类著作权案件占比最大。北京互联网法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9月9日建院至2020年6月30日，该院共受理著作权案件49855件，涉图片类著作权案件在所有著作权案件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以上。
“目前涉网图片版权乱象，某种程度上是图片权利人和侵权者等各方共同造成的局面。”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姜颖表示，该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的整体提高，但改变现有图片授权许可机制更为迫切。
媒体侵权多发 图片使用人法律意识淡薄
北京互联网法院7日发布的《关于涉网图片类著作权案件的调研报告》显示，图片类著作权案件直接侵权主体类型多样，既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个体工商户、个人。新闻网站等媒体侵权多发，微博、微信等平台上的自媒体用户侵权现象亦十分普遍。涉诉图片原始载体多为电子形式。
涉诉图片使用方式较为多样，最主要的在文章中作为配图使用，占比94%。从使用场景上看，既有自有网站，也有公众号、微博、电商平台等第三方平台。
图片使用人版权保护意识不足、获取授权渠道不畅是侵权纠纷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使用人直接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相关图片，而未寻求权利人授权。
但是，图片使用人事先获得授权也存在诸多困难。一是图片使用人无法知晓图片的权利人，缺少获得授权的渠道；二是获得授权许可的时间成本较高，无法及时满足使用需求；三是图片使用人对权利人是否就图片享有权利不信任；四是权利人要价过高，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由此可以看出，图片市场存在权利主体不明确、权利状态不清晰、授权渠道不畅通等问题，这是导致侵权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严重制约了图片作品的传播和使用。”姜颖坦言。
图片权利人“放水养鱼” 维权诉讼成经营方式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图片类著作权案件中，排名前十位的原告主要集中于国内图片公司和个别个人权利人，排名前五位的图片公司的案件数量占全部图片类案件的43%。
通过梳理案件，该院发现，当前，部分图片权利人已将维权诉讼作为经营方式之一，通过诉讼获取商业利益、促进版权交易的目的明显。
“例如，针对同一被告，多数原告往往仅就一幅图片提起诉讼。在进入诉讼调解程序时，原告又请求将其他未提起诉讼的所有图片一并打包调解，或者促使被告与其签约购买相关图片库产品，试图利用司法力量同时达成解决其版权争议及促成版权交易的目的。”姜颖举例，个别图片公司或者律师甚至专门从事图片维权诉讼，主动锁定图片权利人，利用专业软件检索到侵权行为后再向图片权利人寻求授权，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获取不正当商业利益。
此外，将网络服务平台作为共同被告，制造管辖连接点现象也较为突出。针对商业化维权日益增多的现象，北京互联网法院通过裁判规则，引导图片版权的商业价值实现途径回归市场。“在确保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的同时，避免权利人通过诉讼获得额外的利益，让当事人明确意识到，诉讼只是侵权的事后救济手段，不应成为获取商业利益的主要渠道。”
各方主体应共同协作 从源头减少争议发生
导致图片类著作权案件多发原因较为多元，要从源头上避免或者减少争议的发生，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努力。“司法机关、版权管理机关、权利人、图片使用人和网络服务平台等各方主体共同协作，从图片的创作、管理、许可、传播、争议解决等各个环节入手，推进图片版权保护和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姜颖表示。
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议，首先要建立专门的集约化线上图片交易市场，推动版权公示和交易机制的变革。转变目前通过诉讼获取商业利益的现状，实现图片交易回归市场的目的。
此外，应改革作品登记和交易公示制度。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充分利用新技术，改革作品登记和交易公示制度，建立更为集中、便捷、透明、证明力更强的著作权登记体系，探索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版权登记、权属公示、交易备案、许可费提存等各环节，形成完整、透明的公示制度。
“图片使用人应当转变观念，尊重他人的劳动创造，牢固树立‘先付费，后使用’的理念，充分利用线上版权交易市场获取图片资源的使用许可。”姜颖介绍，在确有需要又缺乏获取授权路径时，图片使用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可采取预先向集体管理组织、公证处等机构提存合理使用费的方式，避免侵权风险。发生侵权争议时，应当积极应对，以最大诚意解决纠纷。薄晨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