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持续增长，2017年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上升幅度达到47.24%。与此同时，法院裁判影响力显著提升，乔丹案、王老吉案、华为公司诉美国IDC公司案等疑难复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典型案件，彰显了中国法院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和不同所有制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鲜明态度。
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
4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7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其中包括迈克尔·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
迈克尔·乔丹曾是美国NBA著名篮球明星。2012年，他向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撤销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在多个商品类别上注册的“乔丹”“QIAODAN（拼音）”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4年裁定驳回其申请。乔丹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并于2015年就68个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5年12月，最高法依法裁定提审了10个案件。其中，3个案件是关于乔丹中文商标的注册，7个是关于QIAODAN拼音商标注册。
最高法提审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担任审判长，法庭判决认为：在3个案件中，“乔丹”中文商标的注册，损害了迈克尔·乔丹对“乔丹”享有的在先姓名权，应予撤销。其余7个案件中，迈克尔·乔丹对拼音“QIAODAN”不享有姓名权，判决驳回再审申请。
乔丹案备受关注，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直播了当天的庭审，点击量接近一亿次，30多家境内外媒体进行报道。双方当事人都认可最高法的判决。
“该案不仅平等保护了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树立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而且明确了外国公民姓名中文译名的保护标准，对于审理类似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姚欢庆说。
“近年来，人民法院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和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完善专门化审判体系，打造过硬队伍，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最高法知产庭庭长宋晓明说。
2013年至2017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68.3万件。通过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强诉讼诚信体系建设等措施，有效缓解知识产权维权领域存在的“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取证难度大”等问题。
2017年11月20日，十九届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个针对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全面加快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宋晓明说。
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产权
王老吉与加多宝就红罐包装的争夺曾广受消费者关注。近日，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两案，入选最高法发布的“2017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2012年7月，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均主张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权益。案件上诉至最高法。
最高法审理后认为，结合红罐王老吉凉茶的历史发展过程、双方的合作背景、消费者的认知及公平原则的考量，因广药集团及其前身、加多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均对涉案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发展和商誉建树，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将涉案包装装潢权益完全判归一方所有，均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并可能损及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在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尊重消费者认知并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涉案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可由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共同享有。
判决一出，加多宝公司表示对终审结果“坚决拥护”“由衷感谢最高人民法院公平公正裁决”。王老吉公司称尊重最高法判决结果。至此，旷日持久的红罐凉茶争夺纠纷顺利化解。
舆论认为，判决释放出平等保护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不同产权的积极信号，判决结果获得双方当事人尊重，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用法治收获双赢，凸显“司法智慧”。宋晓明介绍，目前，全国现有知识产权审判庭300余个，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约3000人，司法辅助人员约2000人，基本形成了一支政治过硬、司法能力和水平较高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各地法院借助各方力量，促使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尽其能、形成合力，有效化解知识产权纠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创新调解方式，搭建化解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平台，引导当事人选择委托调解、行业调解、专家调解、行政调解等方式解决各类知识产权纠纷，鼓励当事人合理选择高效便捷的纠纷化解渠道。厦门思明法院与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在高新技术园区设立“智慧服务站”，为园区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行政机关、园区管理者可参与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并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今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到华为公司诉美国交互数字公司（IDC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IDC公司拥有无线通信技术领域中2G、3G、4G标准下大量必要专利。2008年至2011年，华为公司与IDC公司就专利许可使用费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IDC公司给华为公司的许可费条件远远高于其授权苹果、三星等公司的条件。IDC公司以华为公司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分别向美国特拉华州法院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和调查申请，要求禁止华为公司在美制造、销售被控侵权产品，并要求颁发禁令禁止华为公司相关产品出口到美国。华为公司在广东深圳中院起诉IDC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深圳中院审理认为，IDC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遂判决IDC公司停止过高定价和搭售的垄断行为，赔偿华为公司经济损失2000万元。一审判决后，IDC公司提起上诉。2013年10月，广东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是中国第一起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垄断纠纷，此类问题属于国际知识产权和反垄断领域最前沿的疑难法律问题。判决展示了法院解决重大疑难案件的能力，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树立了我国知识产权审判良好的国际形象。”姚欢庆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涉及尖端、前沿疑难复杂技术的专利案件、涉及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品牌保护的商标纠纷案件、涉及信息网络传播的著作权纠纷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竞争纠纷不断增多，与娱乐产业有关的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也不断涌现，审理难度不断增大。”宋晓明说。
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审判质效明显提高，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
除北京、上海、广州成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外，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批复在南京、苏州、武汉、成都、杭州、宁波、合肥、福州、济南、青岛、深圳11个市设立跨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专门机构；2018年2月，又批复在天津、郑州、长沙、西安市设立跨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专门机构。
“目前，各机构已全部揭牌成立并正式运行。这对于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水平，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正加快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难题。”最高法副院长陶凯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