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作坊生产，“生产间”内污水横流，没有消毒等安全措施，经劣质硅油浸泡的安全套，在布满油污的覆膜机添加外包装后，就摇身一变成了“杜蕾斯”“冈本”等知名品牌产品；跨省制售，成本几角钱，售卖数十元；非但可能无法起到避孕作用，还易引发严重的妇科病……日前新华社曝光的跨多省制售假名牌安全套窝案，引发广泛关注。
无独有偶，就在这两天，“假茅台”和“假鞋”问题也被媒体聚焦：据报道，在因茅台酒闻名全国的贵州仁怀市，虽然去年初假茅台产业链已被披露，当地也多次发文打击，但假茅台酒制假售假的“大生意”并未销声匿迹，这些假茅台散酒勾兑、以假乱真，防伪标志、红丝带、外包装一应俱全，还动辄标着“内供酒”、“特供酒”，但多从公开售卖转向了隐蔽交易。
还有，在被戏称为“假鞋之都”的福建莆田，近年来工商查处、媒体曝光不断，但假鞋产业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假鞋销售聚集点安福电商城附近，白天店铺锁闭，夜里则灯火通明，在这里百元可买“名牌鞋”，多种假鞋任选；售假商家更加隐蔽，并逐渐迁离安福分散到莆田各地；大街上不再有拉客者公然兜售假鞋，而是小心地询问；快递可“异地上线”，只是不直接挂出牌子……
假安全套、假茅台、假鞋接连登上曝光台，让很多人见识到了假货制售链条的猖獗，在“天下少假”成为靶向治理目标的背景下，这显然该引发全社会对假货问题的重视。但这不意味着，制假售假乱象是近来突然进入高发期，而是公共治理将假货问题带入媒体议程的产物：去年12月中旬，公安部曾部署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春雷行动”，严惩地域性造假顽疾。这次发生在多地的制售假货问题被曝光，也多是以专项治理“成果展示”“要案破获”的方式托出。
打假成了公共治理的“箭头”所指，这并非首次。假货本就是社会毒瘤，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恶化了商业环境，消解着社会信用，特别是在制假售假呈现出产业化、隐蔽化特征的背景下，它为祸尤烈。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系统先后发起“打假行动”“网上打假行动”“云端2017”等专项行动，破获侵权假冒犯罪案件13.57万起，涉案总价值逾930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4.9万名。
而与加强产权保护和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节奏呼应、将打击矛头对准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春雷行动”，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打假行动。它既注重打击的广度——瞄准的不只是假货产业链，更是假货产业带；也注重治理的深度，无论是端掉假名牌安全套的多处窝点，还是带动地方多次发文严厉打击本地制售假行为，都旨在对各地屡打不绝的假货问题线下源头进行深挖打击。
是毒瘤就得剜除，哪怕得承受刮骨之痛。假货问题亦如是，对其强力围剿与清扫，本质上也是“清毒”，就算有阵痛，也不可不清。也只有以零容忍态度围剿假货产业带，方能避免假货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损害多方权益，也增强公众在假货治理上的获得感。
到头来，对假货产业带的围剿，增进的不仅是社会对“天下少假”的稳定预期，还会促进中国“制造”到中国“质造”的转型，进而助推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助力中国新经济的发展。
说“助推产业转型”，是因为假货猖獗往往与低层次生产同频共振。线下假货盛行，归根结底还是实体经济“抱恙”，说明以山寨为主要特征的商品形态在局地乃至国内很多地方都广泛存在。而瞄准利基市场，以消费空间的“长尾”为手段实现利润积累，正是粗放式生产阶段的典型特征。
自从9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低附加值的服装鞋帽等大量产出，所谓尾单、高仿、精仿也应运而生，这也导致假货、次品层出不穷。当下的产业转型，就是要尽快转变以往的代工式假货生产模式，告别在低层次生产里打转的局面，进而实现产品供给基本面上“良币对劣币的碾压”。
现如今，供给侧改革的概念被广泛提及，某种程度上，清除那些制假源头、售假枢纽，就需要将其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野下——一方面，在发展新经济和服务型制造业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产权制度完善的结合，以供给端搭车“互联网+”的产品服务升级，以品质打造品牌而不是用劣质的模仿抄袭品牌；另一方面，要用对假货问题的从严治理，去倒逼产业升级。
说“助推新经济发展”，则是因为假货问题不止会影响制造业，还会影响包括电商在内的互联网经济。假货猖獗，根在线下，但由于电商平台拥有跨时空特性（量大、时间长），假货势必会附着其上；电商作为入口还会让假货问题在大体量平台的集纳效应中被放大，让假货问题成为约束电商前进的关键性门槛。
在此情境下，围剿假货产业带，也能让新经济发展免受假货的“祸祸”。特别是借力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打假，更能彰显出新经济发展依托的互联网对打假的助益。
对假货产业带，就该秉持高压态势坚决铲除。“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公共治理也是这样，也只有对洁癖式打假的念念不忘，才能换得“天下少假”的回响。作者：仲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