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带着公证员购买10箱茅台并封存，随即以假冒产品为由将销售者诉至法院，要求退赔购物款并10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购买者为职业打假人而非消费者，故驳回购买者10倍赔偿的诉求。购买者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职业打假人以法院为工具，浪费司法资源，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据《北京青年报》）
一场官司引来轩然大波。某“职业打假人败诉”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及舆论广泛关注，各方观点褒贬不一，但持支持态度者占上风。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要求商家赔偿，结果败诉。不过，在普通大众看来，这样的司法判决没办法理解，司法俨然成了假货的庇护伞，是在纵容卖假货。因为按照普通大众的朴素法理知识理解，不管职业打假人购物是不是用来消费，既然是购物者，那么就是消费者。而且，假货是事实存在的，支持职业打假人的诉求，意味着商家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要提高，有利于遏制制假售假行为，进而保护更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最高法在2014年出台《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初衷所在。
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今天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打假败诉，法院的这一判决并不是在断糊涂案。各地法院相继判决职业打假人败诉，是参考了最高法最新意见的精神，代表了当下法院对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索赔诉讼的态度。
诚然，近年来，法院接收到的知假买假诉讼案件激增，职业打假人将法院作为一种牟利工具，而不是为了惩治不良商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甚至有少数职业打假人走上了敲诈勒索之路。正是在“职业打假”弊端逐渐显现的背景下，最高法办公厅在2017年5月19日发给相关部门的答复意见指出，一些职业打假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将“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去年8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也规定，“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该规定意味着“职业打假人”将不再受消法保护。
的确，职业打假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为目的，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普通消费者的立法本意不符，更重要的是，这种以诉讼为手段、以法院为工具的行为，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影响司法权威。同时，职业打假与社会所期待意义上惩治造假、售假也有不小的差别，大量案件着眼于商品标签标识、宣传用语、专利号问题之类的瑕疵，而非对老百姓意义更大的质量问题，甚至衍生出恶意打假、胁迫敲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促进市场诚信的作用。
进一步而言，从打假和维护商业秩序的长效性来说，让恶意职业打假退场，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构建长效机制，让法律和监管回归其应有的轨道。毕竟，打假不能再靠职业打假人近乎“暴力式”的方式，而要依靠法治潜移默化的力量，依靠消费者强而有力的维权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和净化商业秩序。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职业打假退场的同时，我们更需及时采取措施补强消费者权益。一方面，增强对消费者投诉维权的响应，让消费者的每一起投诉和维权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另一方面，相关监管部门理应主动担负起职业打假人的角色，增强对商家和产品的常态化监督，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商家依法严惩，从而构筑起一道严密的“防火墙”。□廖海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