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7月20日上午，上海奉贤区法院对国内首例电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淘宝起诉售假店铺案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的售假行为对淘宝商誉造成损害，判处被告向淘宝网赔偿人民币12万元。
因为是“国内第一例”，该判决引发广泛关注。电商平台作为原告直接起诉入驻的商家的确少见，但并不突兀。作为假货之弊的受害者，电商平台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而非越俎代庖。要知道，假货失信往往会“殃及池鱼”，网购平台非但声誉会受损，交易量等也会受影响。有国外专家研究显示，消费者买到1件假货后，其在平台的消费将下降近4倍。所以假货不仅是社会毒瘤，也是电商平台的痛点。
鉴于此，由电商平台作为权利主张方将售假店铺送上法庭的模式，显然值得鼓励。在假货猖獗的当下，对假货的立体化治理，本就需要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商业平台、消费者和征信机构等多方治理，以其合力拱卫社会共治结构。电商平台直接起诉，则能让共治体系下的治理手段更为丰富和灵活。对电商平台而言，也应糅合“消费者利益本位立场”，通过更坚决的刮骨去毒式净化行动，跟售假者切割，打消他们被通融、包庇的幻想与侥幸。
而要鼓励电商平台用民事手段打击假货，还需职能部门通过标志性事件、案例上的公正处理，释放从严打假的“标杆意义”，为今后类似事件或案例的处理提供可资参照的范本。
这次涉事法院由院长亲自担任该案审判长，在院长直接参加合议庭审理仅限于“重大疑难、新类型或者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意义等情形下的案件”的语境中，本就体现了司法界的重视。其依法判决，也令该案的走向跟民众预期契合，对切实推进“像治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增益良多。
都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打假关乎正义，“像治酒驾一样治假货”，自然也离不开司法呼应。因而公众期待，“像治酒驾一样治假货”的呼吁经由舆论场，将对制假售假的法律规制议题延伸到司法立法的“破题”动作中。此前主要适用于线下的法律“矩阵”，需要围绕线上假冒伪劣的取证、认定、定罪、量刑难题扩充和完善。去年12月19日，我国电商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电子商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很多人就冀望，这份诉求能在此专项法规中得以体现。总之，依法打假，就该让治假呼声在法治界面上掷地有声，让司法善意与“治酒驾式打假”诉求同频共振。（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