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阿里巴巴再次向社会公开呼吁打假，并称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阿里指出，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2月27日新华网）
根据国际商标协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买卖的假货产品价值460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假货买卖发生在网上。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欧盟知识产权局2016年4月发布的《假货贸易影响全球经济》报告，2011—2013年间，每年全球被扣押的假货数量约14万件。多方数据说明，售假行为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痛点，售假行为已经逐渐走向网上。这既有人们消费方式转变的原因，也有网络售假成本低的原因。
我国经济转型必然要解决知识产权等问题，打击假货保护知识产权的必由之路。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办公室副主任柴海涛曾表示，侵权假冒现象出现新动向，重点环节向互联网领域转移，目前很多部门分工合作，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整治侵权假冒的行动。从政府的行动和解释来看，电商运营平台的利益和行政监管部门打击的目标和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推动执法监管部门和一些重点的网络平台运营商合作，形成打击网络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合力，已经成为共识。
打击假货需要监管部门和电商的合作，具体治理中需要提升违法的成本。不足1%的刑事处罚比例，可以说是制假售假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的关键原因。制假售假违法成本低，自然难以有效的打击违法犯罪，反而推高了打击假货的成本，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这样的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极大的负担。
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说：“刑罚的必定性和不可避免性，才是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对于这一点，“酒驾入刑”的司法实践也是很好的证明。借鉴此经验，“制假售假入刑”，通过更多地使用刑法来打击此类行为，应成为执法共识。刘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