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北京朝阳一座写字楼的会议室，清一色深色大衣，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可见几副墨镜和几顶压住额头的帽子。
“各位都是社会上的人精，但从今往后，请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是职业打假人。”这是一堂消费者维权培训课，一位第三方质检机构的“大牛”对着台下的“新生代职业打假人”发出提醒。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消法》出台让“王海们”从机遇岩缝里钻出嫩芽，2014年新修订版《消法》中惩罚性赔偿力度加大让这一特殊职业迎来暖春，那么，2016年是否会成为其迅速转入寒冬的拐点？
今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官方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二条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这意味着，“双十一”短暂的狂欢之后，中国职业打假人或将遭遇重创。
公益“乐子”？
13天前，43岁的王海过了他人生中第8个“双十一”。
那天，他习惯性选择了咖啡馆最偏僻的角落坐定，黑色帽子没有摘。眼神像精明的主妇，透过浅茶褐色的眼镜片，盯着自己超大的手机屏幕，在购物车中勾选各种降价保健品、肉类。
一如既往，他要挑那些“可能是坏的”商品。被问到为何挑选肉类、保健品时，他的回答很简单：“食品、保健品是十倍赔付，索赔额高。”
这是王海和他的30多人打假团队酝酿整半年的电商打假行动。他说：“下半年一直在悄悄买，‘双十一’可以多买一些。”
那两天，王海团队进了20万元的货，之前已购80万元。依旧，坚持不买10件以上的同一商品。
这是出于商家对职业打假人的警惕，多购买者容易被封号，拒不发货。
“双十一，我没有外界想的那么忙碌，因为一切已经导演好。”王海预估，团队净利润将在200万元左右。
2009年，王海正式介入互联网打假。2014年，他团队中打假诉讼最好的律师被挖走。王海评价：“他干得不错，不过是换了阵营而已。”
轻描淡写之下，像是说无足轻重的小事。王海这两年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都有公司，主营业务从贸易到知识产权保护再到物业服务，收入已超出他这个纯属自留地的打假团队。
王海说自己把电商打假的门道给摸透了——任何一个商品门类，输入电商平台的搜索框，就取排名前十的卖家。理由简单，“大鱼打不尽，无暇顾及小鱼小虾”。
“打假第一人”告诉记者：“无论我们把互联网打假做得多极致，都是在找乐子玩票，属于公益。现在网购火，各种实践也要配套，以此推动国家对于消费者网络维权的进一步立法。”
王海的职业生涯开端就是“法律下的蛋”。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出台，其中第49条明确“退一赔一”。
1995年，王海留意到这一点。索赔利润驱使他走进北京隆福大厦，花170元在商场买了两副盗版索尼耳机，后追加10副，最终在各路媒体的“帮助”下，获得“退一赔一”的赔偿。
《消法》导入惩罚性赔偿机制，间接催生了一个新的工种————职业打假人。
21年后，王海在微博上写下一句：“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王海说很多人没明白，以为他说反了。
他越来越顾及“面儿”上的道理，在经常用来宣讲的演示稿上，他写着：“打击过期食品倒逼超市升级进销存系统；促进官办消费者协会发布警示信息及观点、提升产品质量、倒逼产业升级……”
王海说，他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每位消费者都相当于一位职业打假人。
圈里人也说王海这两年变了。如今，同行出事，他会找专家发声“营救”。王海强调：“我是从建设者的角度来推动《消法》进步。”
采访当天，他还约了两位刚入行的年轻人见面。他们都是2014年后国家法律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力度加大后，像潮水一样涌入的新生代职业打假人。
课堂“圈子”
11月13日，一堂由某律师事务所发起的消费者维权培训课上，闻风而来的是100多名全国各地的职业打假人，两位慕名而来见王海的年轻人，也在其中。
将“打假”换成“维权”，台上传授“称谓规避”，台下的人开始鼓掌。
这堂课主要内容是食品检测。封样、备份、送检、告知、异议、复检，当有的步骤被主讲人匆匆带过时，台下立马出现追问声，刨根究底，记下细节。
“这个行业和任何行业一样，尊重专业度高的人士。”学员黄决（化名）告诉记者。
90后黄决从2014年起在深圳打假，主攻的门类是线上电子产品。他的6人团队，在打假线索和资金上全方位合作，分工极明确。
早在组建团队的时候，黄决就和其他人约法三章——“做这一行，虽然没啥赞誉，但请自觉遵守法律的底线。”黄决说，职业维权人的口碑和德行是为了更长久生存，为了更大的赢面。
现在黄决他们也做一些公益的事，比如发现哪种家电有安全隐患，还没等诉讼，就会先把团队的检测结果上传微博，不管此举会不会惹来竞争者的抄袭。
这种类公司化的操作，在职业打假队伍中并不少见。听课的小崔（化名），是一位洛阳纺织品打假团队的技术人员，此前工作正是纺织品检测。他的团队里有业务拓展、技术、法务，设置齐全；也有简单的检测仪器，检测后存在可疑的商品会被送到郑州的国家级第三方纺织品质量检测机构。
如今，这个团队也有了办培训班来培养相关领域职业维权人的想法。
课堂内外，学员口中出现频次最高的网站，是中国裁判文书网。在这个网站上，用某职业维权人姓名搜索出来的案件频数和涉案金额，是其“专业度”最好的明证，也是圈内看人的最快捷办法。
让学员侯林（化名）最为钦佩的是一位1995年出生的职业维权人。她因淘宝卖家竟寄来无货空箱而开始了维权之路。“每次上庭，她都会手提一个皮质公文包，长风衣随着步履甩向半空。”课堂上，被津津乐道的总是这样带着神秘色彩的例子。
培训班结束前，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罡问台下：“咱们职业维权人总是说自己是消费者，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将心比心想一想，消费者的诉求到底是在哪里？能不能真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做好代言？如果真能想明白，这个行业就不害怕所谓的寒冬了。”
身为组织者之一的周罡直言，具专业提升意识的职业打假人尚为少数。
职业“面子”
王海不怎么称呼自己是职业打假人，说起同行，常常是用“消费者”简单带过。
被问到如何描绘中国职业打假人的群体肖像时，他赶忙摇头，“职业打假人就是消费者，消费者的概念几乎等于中国人，你想一下，中国人还不是好的、次的都有？”
“有些人，配叫职业打假人吗？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粥。”实打实掏出50多万元买海参做保健品检测的诸葛橙（化名）一提起业内滥竽充数者，就有一种不愿相提并论的愤慨。
小黄是浙江某县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基层工作人员，他透露：近年接到的消费者维权电话骤然上升，而这些投诉案中，很多仅仅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
“厂家搬家了，但吊牌上没有改过来，一纸诉状就寄来，你受理还是不受理？”这是小黄时常面临的尴尬局面。
大批“吹毛求疵者”的涌入，小黄清楚记得，是从2014年开始的。那一年的3月15日，消法修订案第五十五条规定退一赔三，且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以500元保底。当年，县里投诉案件从原来的一年不到10件上涨到100多件。2015年，上升到200多件。同年9月1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执行，广告语中极限用语的处罚为罚款20万元起；10月1日，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在民事赔偿方面，将1000元作为赔偿最低额度。
今年，投诉案件的数量扶摇直升到610多件。在小黄看来，只有10%是“真正用本事”的专业性打假。
这两年的拉锯战中，小黄这些基层工作人员给“吹毛求疵者”发明了一个非正式称呼——“职业索赔人”。区别于从产品质量源头找问题的“职业打假人”。
“其实，如果我们收到的是职业打假人提供的证据，还是支持的，内容翔实能够帮助我们办案。怕就怕职业索赔人，一地鸡毛。”小黄交底。
同样的职业打假人生态，也显现在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张建肖提供的数据里：据某直辖市12315平台近5年对投诉举报事项分布的统计，“包装标签标识”问题投诉量最大，比如商家使用了“顶级”“无与伦比”等，占全部投诉举报的38%；而涉及“假冒伪劣”的案件仅252宗，占0.22%。张建肖告诉记者：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职业打假人选择潜在投诉对象的标准，不是造假的程度与潜在危害性，而是发现成本的高低和投诉成功率的大小。
职业打假人也打响了自己的名誉保卫战。
9月24日，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第一个科目刚结束，在职业打假圈中有着“北王海、南叶光”之称的叶光接到一个兴冲冲的电话——“叶老师，咱们的橄榄调和油维权案件，被写进司法考试的多项选择题了！”
此类仅含少量橄榄油成分的调和油，售价却高于其它同类调和油一倍的案例，已非新鲜事，但市场上屡禁不止。
今年端午，经叶光倡导，成都、杭州、武汉、昆明等8个城市的100多名职业打假人挺进各大超市，购买调和油总计逾100万元，共策划了上百起的诉讼和投诉。
叶光公开了他的打假全程，包括诉状、胜诉判决书、行政处罚书。他说，此举不为挣钱，意在让消费者都能照着方法维权。他要争口气，在众说纷纭之时，给职业打假人挣面子。
职业打假人的面子究竟是什么？王海年逾花甲的徒弟刘殿林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他的手机后5位，是12315。这是广东移动一位前负责人给的号码。正是这种小事，让刘殿林从来不会怠慢打假这件“需要用良心支撑”的事。
未来“路子”
王海早几年就已关掉自己的打假网站，因为“赔本”。
但电话打假热线，他没忍心撇下，因为这是“一个时代打假的标志”。热线电话的数量，已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每天近100个骤降到现在的十几个。
他始终记得一件往事：1995年，中消协的贯彻消法座谈会上，《消法》主要起草人之一的何山在会上说：看来消法贯彻得不好，一年多了，为什么还没有人出来买假货？
有些着急的何山，1996年，在北京花2900元购买两幅假冒的徐悲鸿奔马图，诉到法院，获得5800元赔偿。赔偿中的加倍部分捐给了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打假基金。
这被称为“全国首例疑假买假诉讼案”。
与记者见面时，老人明确说：“我从1993年就开始了对于假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的探索。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职业打假人队伍还是要壮大、发展，同时也要规范和引导。”
王海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出疑问：“打假的专业性需求那么高，成本和耗费精力也大，除了专业从事打假行业的，普通消费者真的有能力和意愿去与商家抗衡吗？”
而今，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中对职业打假人这一身份的约束性条件提出，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不得不驻足思量。
针对舆论中职业打假人“浪费行政资源”的观点，周罡认为，第一步应该是思考如何用法律手段来规避这个问题、约束这类行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我们不妨问自己，目前中国市场制假售假、欺诈消费者的情况是否得到了明显改善？职业打假人是否完成了历史使命？”
对于送审稿将来通过之后的实施效果，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张效羽预测：“从这一条例执行的优势来说，起码减少了基层执法部门因为职业打假人为追求赔偿而带来的案件爆发的情况，打着职业打假幌子却对中小型商家敲诈勒索的风险也将会降低很多；但从负面影响来说，职业打假的成本大幅增加，这将影响目前一些真正做着市场清道夫工作的职业打假人的积极性。”
两年前就吵嚷着要退休的刘殿林，直至现在也没从打假一线退下。他说：“不光是为了钱。”
他的职业打假生涯，聚焦过假药工厂。“胶囊衣里是淀粉，能吃饱，不能治病。”他很心痛。假药销毁的时候，堆满了30多平方米的院子，堆了半米高。
在黄决的圈子里，这几个月陆续约有50位逃离深圳的同行。他会把撤退的人清除出自己的微信通讯录，因为他觉得他们不是真正意义的职业打假人。真正的职业打假人，即使寒冬来了，也没有什么好怕——因为一直在做对的事情，即使并非出于纯粹的正义。
■解放日报见习记者杨书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