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结束了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条例再次吸引了人们对职业打假人的关注。近年来法院审理的一些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案件表明，虽然到现在仍然备受争议，但职业打假人逐渐呈现出团体化、专业化等趋势，诉讼内容也逐渐有了固定模式，并出现了专门进行互联网打假的“网购职业打假人”。
职业打假人已然成型，不过公众定位依然游离，职业打假和敲诈勒索似乎是条难以厘清的界限，罪与非罪也似乎模糊不定。即便有“国家打假机制不作为下诞生的畸形产业”的定位，最终贴上了“畸形产业”的标签。言下之意，既然产业都已畸形，那么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职业打假人，似乎也具有某种天然的原罪。毕竟，以赔偿获利作为打假的动力，与传统道德的要求格格不入。
在法治社会，职业也好，业余也罢，如果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并用法律条款作为手段，那么其行为就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把打假作为一种生意，只要符合法定程序，本身并无不妥。更重要的是，如果因为职业打假行为的存在，而使得制假售假行为得到遏制，并让公众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得到提升，职业打假的“先行者”或“专业人”的功能，反倒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
时下假劣产品呈现高发态势，跟打假的力量孱弱互为关联。一方面，由于消费维权意识和能力的欠缺，“息事宁人”的公众心态极为普遍，对制假售假等侵权行为形成了放纵之势。另一方面，由于消费维权未能形成强大的倒逼力量，不但制假售假者无所顾忌，包括行政监督和公共救济在内的干预机制，同样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从而无以形成高压的监督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让职业打假人先行一步，允许他们“职业化生存起来”，并由此建立一套成熟而固定的运作模式，足以起到用专业带业余，由点带面的辐射力。
如果说制假售假者，对于职业打假人极为反感还情有可原，毕竟彼此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利益冲突；行政监督机构对职业打假人有微词也不足为奇，因为职业打假人的外部“吹哨人”作用，对行政监督同样具有某种促进性。尤其是行政投诉和司法诉讼的手段，对于懈怠和懒惰者起着“鞭策作用”，即便应付也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过，对于消费者权利保护，整个市场和法律程序的规范，却起着无以低估的作用。他们的存在，改变了规则，也提高了效率。
从职业打假人的延续来看，其职能定位也在发生改变，社会责任也在不断升级。从单纯的打假求利，到代言打假或者提供专业化服务，从中获得佣金或者打假提成，则是职业打假人团队的另一种角色转变。今天，公众权利意识的提升，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投诉等权利救济渠道的畅通，职业打假人功不可没。过去需要职业打假人，那么未来也应给予其应有的地位与尊重。
尊重别人的权利，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职业打假人与消费者利益的一致，能在“利己”的同时实现“利他”的愿望与诉求，不失为一种目的性的殊途同归。以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高度，去实现所谓的道德卫护，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唯有从法律的框架去看待是非标准，并对每种合法行为给予认可和保护，才会让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并构筑起权利保护的坚实基础。
故而，不要以“原罪”的心态去看待职业打假人，那是对法律的绝道德性解读，由此带来的偏见，也会成为对权利和秩序的戕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