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并已取得积极进展，但要实现向创新型国家转型，还需要灵活用好知识产权。在“全球贸易与知识产权创新论坛（2020）”间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用好知识产权，以此激励和保护创新，为中国加速创新型国家转型提供助力。
提速
随着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全球地位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用好知识产权，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成为业内关注的热点。
“我国在知识产权的发展上取得很多成就，但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在保护和创造上都存在差距。比如，我国申请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但专利质量不高，尤其是在专利的应用上有差距。此外，中国在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贸易上，也存在很大逆差，要将贸易转化为经济竞争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吕国强曾长期从事我国知识产权的审判和管理工作，他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说，中国是知识产权大国，要成为知识产权强国，应当有更多的国际知识产权的拥有量。虽然我国的国内发明专利已经到一百多万件，但是我国的国际专利拥有量只有六万多件。
随着2019年11月《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的印发，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14位，较2013年整整提高了21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在会上表示，由于创新能力不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能力不高，中国始终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未来要从战略和策略层面灵活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和保护创新。
发展
作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平台经济在中国快速发展，已占中国GDP的10%以上，成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载体。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专利和技术法务资深总监须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非常快，走在世界前列，应用场景更丰富，有很多解决方案和创新。不过，随着线下的问题线上化，平台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平台如何与知识产权的持有者寻找到好的合作模式、建立好的保护机制很重要。“如果不能加强信用体制，将会对平台形成影响。对侵权方，要继续提倡相应的培养和培训工作，要明确责任方；对于平台，要在上游与权利方合作，与下游也要有分享交流机制。”
2019年1月《电子商务法》颁布实施，大型平台经营者投入了大量研发费用及人员用于构建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李俊向本报记者分析说，中国进入新的数字时代后，对知识产权发展提出新要求。特别是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时代，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上，都需要适应新的要求。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上，应在数字版权、数字产业和数字贸易的竞争力上破题；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要发挥好平台企业的作用；在知识产权的管理上，要用“互联网+知识产权”的方式，对知识产权治理方式进行创新；在知识产权的服务上，要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更加便利化服务于相关企业和创新主体，减少不必要的环节，要适应平台经济时代的要求，用数字经济的方式处理与知识产权服务相关的内容。
转型
虽然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很快，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点，但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和转型。
吕国强指出，未来中国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特别是国际知识产权游戏规则的制定，从过去由欧美主导、中国被动跟随，到参与国际知识产权重大问题的对话，提升话语权。
“中国要继续强化现有知识产权的司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特别要强化对权利人的保护，激发创新者和企业的创造活力。中国还要继续加快培养各类知识产权的人才，包括参与国际治理的国际人才、司法人才、代理人和律师、企业运营人才等。既要培养知识产权的高端人才，也要培养实务人才。同时，还要继续强化知识产权文化的培育，提升整个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他说。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院长张磊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说，知识产权法和其他的法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由公共政策决定的，是政策性法律。各个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其中，发达国家经历了一百多年知识产权保护的积累，而中国主要靠短期立法解决，缺乏长期的积累，这是当前中国知识产权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的原因。
在张磊看来，知识产权的发展要符合各个国家特定的发展阶段，要尊重地域性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要加强立法，同时也要破解执法不到位的问题。
李俊认为，中国在打造创新型国家中，最大的挑战是意识层面。相关方要尊重知识产权，不能赚快钱。在执法层面上，要通过法律和行政执法，提高标准，严格保护。本报记者张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