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Pi猫娘，退不退款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就希望哪天在微博上看到你被抓然后被判刑的消息，那时我一定会买鞭炮庆祝一下的。”今年6月，诸多网友在微博上发帖称微博网红“美Pi猫娘”（以下简称“猫娘”）售假，被网友发现后还拒绝退款，其中一位网友愤怒之余，在网上喊出了自己的“希望”。
谁也没想到，一个月后，愿望成真了。
深圳龙岗警方公布，网红“猫娘”售假一案已于近日告破。拥有62万微博粉丝的“猫娘”因出售3000多副假冒品牌眼镜出逃海外，出逃48天后于今年7月归国自首。8月19日，“猫娘”被依法批准逮捕，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据警方调查，仅靠出售眼镜，半年内“猫娘”的网店销售额就达到了190多万元。负责侦办“猫娘”案的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六约派出所案件侦查队副队长钱兴意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通过多方面取证，包括对她供货商的打击，最终我们确认她是明知所售眼镜为假货还销售的行为。”
随着“猫娘”的落网，网红售假现象重新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近些年，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兴起，越来越多的网红开始通过贩售商品来进行流量变现，假货问题也相伴而生。
网红售假屡屡发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化妆品成重灾区
几年前，网红还是一个贬义词，但随着网红经济的崛起，成为网红却成为很多人奋力追求的目标。微博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2018年，粉丝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网络红人数量持续增长，较去年增长51%。其中粉丝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头部网红增长达到了23%。
拥有巨大的粉丝量后，流量变现成为下一个目标。而网红变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卖货品、与广告主签约、直播、问答、内容付费等，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在网上开店卖东西。法治周末记者粗略统计发现，网红开店销售最多的品类是女装、化妆品以及女包配饰等。
李伟芳从2012年就开始做电商，对网红的开店模式一直有关注和研究。她告诉记者，最初网红大多会选择做女装生意，但近两年情况有变，越来越多网红选择进军化妆品市场，这个市场也成为网红售假的重灾区。
2016年，网红周扬青被曝出在网店出售山寨名牌香水，周扬青本人连发声明，最后以下架香氛产品和双倍赔偿消费者了事；而百万级粉丝网红穆雅斓此前也频频被网友爆出卖假货，并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假货女王”；微博美妆博主Pony大神、网红森巴兔、吴琼琼都先后被曝出售假。
“化妆品和护肤品造假的现象很普遍，你根本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真是假。”李伟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大牌化妆品和护肤品造假都已经形成了灰色产业链，从外包装到代购小票全都能仿造，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美妆网红大都是在视频平台上发布微信号，或是在微博上链接自己的淘宝店铺，让粉丝通过微信或微博完成交易。大部分美妆网红售卖的都是有较高知名度的国外品牌，她们往往声称这些化妆品和护肤品来自海外代购或者特殊渠道，可以提供购物小票以及物流查询服务；也有部分网红售卖的是微商品牌，甚至有些品牌只在其网店中存在，在其他渠道查询不到任何信息。
而在网上搜索“高仿化妆品”很轻易就能找到货源，记者以加盟代理为由添加了几个商家微信。这些商家对于“高仿”一词毫不避讳，有商家直言能从工厂拿到各种高仿大牌口红，有的则表示能提供欧美、日韩等各大品牌高仿化妆品，并承诺是“1：1高仿”“可提供专柜小票”“物流信息”等，而这些高仿品的售价大概为正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当法治周末记者询问高仿品是否会被买家轻易识别出时，几个商家均表示即使有人去专柜验货也很难发现问题。“我们是一比一高仿，并且一直给网店供货，没事的。”一位商家说。
卖假包手段更隐蔽
除了化妆品外，李伟芳称，假冒的名牌女包、眼镜等也曾经是网红售假的重灾区，但随着各电商平台对假名牌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如今像以前一样公开贩售假名牌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不过，正如高仿大牌化妆品一样，法治周末记者也非常容易地在网上找到了高仿名牌包的货源。
一位名为“原单奢侈品”的商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家的包是高仿一比一超精仿制作，“每个针脚都和正品一致，甚至横竖针数也是一致的”。而这些高仿包价格普遍在1000元左右，不到正品的十分之一。
该商家表示，几年前他主要给网店供货，但如今在网店中卖高仿很容易被查出来，因此很多客户转战微商。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从2016年5月20日起，商家在淘宝上发布或编辑奢侈品牌商品时，需上传商品的相关凭证，包括发票、商场代购小票、品牌授权书等，以便淘宝网审核。经权利人、淘宝网审核确认通过后，商家才能发布品牌下的商品。若审核不通过或未提交凭证，商家将一直无法发布相应商品。此外，淘宝还会对卖家发布的奢侈品进行价格监测，如果与正品市场价差别很大，该商品将会被系统下架。
“如果你有很多粉丝，也可以在微信或者微博上先发预告，然后在淘宝上悄悄地卖，不写品牌名称应该没事儿。”上述“原单奢侈品”商家表示。
而“猫娘”售假的手段与此类似，根据警方透露的消息，每次拿到货后，“猫娘”会先在微博发布广告信息，称自己通过特殊渠道从代工厂拿到一批GM墨镜，然后以每副428元至468元不等的价格在其网店出售。
一位曾在“猫娘”公司做客服的知情者告诉记者，上线第一批墨镜时，“猫娘”只是在微博出了链接，为了不被淘宝方面发现就没有标明“GM”品牌，开放购买5分钟内眼镜就被抢购一空。随后，“猫娘”迅速删除商品链接。
钱兴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售假案中，于某（即猫娘）在一系列事情上计划周密。在卖货环节，于某先在微博发预告，然后准点在网店上货，商品描述模糊不清、不提及品牌，几分钟售卖完假货后迅速下架商品链接，规避监管；不仅如此，于某进货用现金交易，快进快出，执法机关也难以搜查到大量现货，取证难度极大。
需加强平台间联动及消费者教育
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耀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网红售假之所以难以杜绝，根本的原因是平台在打假时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
“网红售假案中，网红多是在电商平台开店。电商平台打假的力度在逐年加强，但假货不绝，究其原因，从法律角度上讲主要是因为打假成本高、侵权成本低、取证难等。”徐耀明表示，以打假成本为例，电商平台首先需要通过技术手段从数以百万计的商品中筛选出疑似假冒商品，并购买相应的商品送检。如果数量庞大，单纯是购买疑似假冒商品的费用就是一笔巨额开支，再加上取证、送检以及后续司法程序等费用，确实考验电商平台的财力和打假的决心。此外，售假团伙在线上平台重起炉灶成本过低，多个电商平台运营使得单一平台打击效果也难以显现。
不仅如此，徐耀明还表示，网红售假相较一般的商家售假还存在特殊性，那就是网红售假存在跨平台现象，即网红大多利用其在社交平台的影响力引流至电商平台实现商品的销售。
“这种跨平台售假模式，采取宣传、推广与实际交易分离，更具隐蔽性，也造成了单一平台打假取证的困难，对于消费者维权将难上加难。”徐耀明说，针对这种网红售假的情况，社交平台与电商平台之间在缺乏联动措施的情况下，单一平台可能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
徐耀明认为，毕竟网红或大V的身份和影响力有别于普通网络用户，平台对于此类人群的言行应当尽到更高的管理责任。同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大处罚措施，对于故意或多次被查实销售假冒商品的，给予一定期限内限制发布交易信息、禁止入驻电商平台等处罚。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网红售假屡禁不止，除了网红本人漠视法律、平台打假有困难、不同的平台间无法形成联动外，还与盲目的消费者有关。
“网红的粉丝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转化成忠实的顾客。他们对网红出售的商品会无条件相信，即使有明显不合理的地方也会视而不见，比如，网红售卖的大牌商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五分之一，但很多人就会相信这是网红通过特殊渠道拿的货。这种盲目的信任也无形中让一些网红更加肆无忌惮。”邱宝昌表示，除了要对网红进行更加严厉的监督管理外，必须要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否则那些售卖假货的网红就永远有市场。法治周末记者平影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