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是武汉某高校内一家教辅书店的老板，店铺不超过20平方米，多数时候冷冷清清。与王超的小店一墙之隔的是一家打印店，不大的门面里却挤满了学生，复印机“嗡嗡”地响个不停，灰蒙蒙的玻璃门上贴着几个黑白大字“低价教材，量大从优”。连日来记者走访武汉多所高校，发现大学教材盗版现象正愈演愈烈，正版教材太贵、教材使用率低、盗版教材监管难是背后的主要原因（7月6日《中国青年报》）。
教辅书店的生意冷冷清清，打印店的生意却红红火火，这不只是武汉高校的景观。此前就有媒体多次报道，大学生复印教材和考试用书，已从部分复印发展到整本复印，从个别人复印发展到群体性复印。
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媒体调查出的共性结论是，正版教材价格昂贵，且科目繁多，让一些大学生不堪重负。如一名硕士研究生备战司法考试，一套八本的讲义、配套习题加上一些其他考试用书，若从正规途径购买，需花费上千元，但复印开支不到200元，省了不少钱。
看起来，我们似乎应为当代大学生懂得省钱叫好才是，其实不然。“正版教材太贵”“教材使用率低”等，绝不能成为大学生大肆违法复印他人教材和考试用书的理由。复印教材和考试用书虽让囊中羞涩的大学生节省了开支，但教材和考试用书编撰者及出版商的利益则被无端盘剥，知识产权还有多少价值可言？
原作者享有其作品的复制权和获得报酬权，大学生对此不可能不懂，那他们何以对复印侵权行为表现出集体无意识？其实是因为著作权法有一条规定，将“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列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情形。有此尚方宝剑在手，复印便成了大学生使用教材和考试用书的主要方式。
然而，像如今这般完全依赖复印、整本复印，甚至于“上届学生复印了，下届学生接着复印”的情况，显然不属于著作权法允许的“少量复制”范畴。尽管大学生们并未从盗版中牟利，但会对版权作品的市场造成一定冲击。何况，不少复印店已将复印盗版他人教材、考试用书当成生意，在线上线下主动招揽这种业务，这恐怕就构成了事实上的侵权，理当打击。
要遏制大学教材的盗版复印蔓延势头，应给大学生补一补版权意识课。著作权法还应给“少量复制”“合理利用”他人作品制定具体标准。标准不具体，就给大学生和复印店“整本复印”提供了自由裁量空间，也为其躲避侵权风险留下了空间，执法者似乎也无可奈何。当然，教材的编撰出版单位的定价也要合理，学校在教材订购和收费中应更加公开、透明，共同减轻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对大做教材复印盗版生意的商家，也应强化监管与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