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赔偿数额的不断提高，以及互联网本身技术的发展，使得搜集证据等变得更为容易，近两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一直呈现上涨趋势。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林子英分享了一组数据：以今年上半年收案数量为例，今年北京市法院在6月30日之前受理的知识产权的各类案件达到了21872件，较去年同期的14995件上升了45.9%。同时，法院也面临着司法改革，案多人少的矛盾愈发突出。
知产案件数量大案卷多，且逐年上涨
在全国范围内，广东省知识产权案件占比高达1/4到1/3左右。这意味着，在广东省，基层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平均一年要接350件到400件案子。
“我们很多基层法院都是这样。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地区，案件数量大、案卷多，对法官造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们每周都要加班。现在已经有一些法官辞职或是提前退休了。他们确实是太辛苦了，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可能也顶不住了。”广东省高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邱永清吐苦水说，现在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急需想出一些办法。
之前腾讯与今日头条掀起了著作权互诉侵权案件，双方案件提交都高达数百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志富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在立案厅窗口，他经常看到两三个人拿几个特别高的行李箱，在窗口把案卷往那里摞。“窗口小的话根本就容不下这几个人，他们还得排着队过来。”著作权案件案卷量可见一斑。
“知识产权案件的上涨速度始终保持在各类案件的前三名里面。今年跟去年比，第一季度我们院整体收案情况上涨了60%多，这是平均数。知识产权案件上涨率是96.6%，将近100%。在这么大的案件增长情况下，光靠法院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张志富这样说。
电子证据可助提高案件审理效率
案件量这么大，确实要想办法解决。林子英认为，在著作权案件审理时可以考虑引入电子证据，这样能帮助著作权案件提高审理效率。
“现在有大量的影视著作权案件纠纷。我们看到一个电视剧动辄几十集甚至上百集，通过公证取证时，会发现时间太长、成本太高。这样权利人权利的主张和保护也会受到一些限制。”林子英建议，权利人可以通过第三方数据平台取证，这样可以快捷传到数据平台，用平台提供的工具把证据固定下来。并且在法院进行展示时，证据链也是完全的。她认为，这种技术性“保证了证据内容的客观、完整。”
并且，从费用上来计算，当前公证的费用普遍非常高。“比如我们有的著作权案件，其实标的额很少，当事人也就为一两千块钱打一个官司，但是最低的公证费基本上在1000元以上，为了固定这一份证据，当事人去公证花费的费用很高。比如有的案件要去KTV取证，因为KTV的经营方式必须要消费才可以进去，所以交了公证费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花费，这些花费都是作为合理使用的费用要向对方进行主张，无形中加大了当事人冲突的力度。”林子英说。
在技术手段的帮助下，第三方数据平台可以非常完整，而且很快捷地搜集证据。“第三方电子数据平台本身并不产生证据，仅是提供一种取证的工具或者取证的手段、取证的服务，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客观性。”林子英认为，与公证和自行取证相比，电子证据具有较高的效率，而且费用低，有技术保障、可信赖度高。
此外，当下著作权案件多数为互联网侵权案件。这一类案件中，很多侵权时间都发生在夜间。这个时候公证处一般都不在上班期间，权利人就会面临取证困难的问题。但如果使用第三方平台获取电子证据，则“不受时间的限制，随时都可以取证。”林子英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平台的取证手段和技术方式能够很充分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引入调解机制能取得更好效果
邱永清则认为，面对越来越多的知产案件，引入诉调对接制度非常有必要。
调解有什么好处？“调解就是直接把这个事情化解了，不会有一审、二审和再审，所以有彻底性。”邱永清说。
同时，调解还有利于节约成本，这一点邱永清感受非常深刻。他说：“比如在深圳的一个几千元的纠纷案件，如果去北京或者上海等很远的地方，来回跑几次，机票钱都出来了。”
调解模式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范例。近几年，浙江的知识产权案件一直呈高位运行的态势，一审案件的数量均在万件以上，2015年逼近1.7万件。这时，浙江引入了调解模式，并取得了成功。
2015年，浙江义乌成立了全国首家知识产权诉调对接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专业的第三方独立平台为依托，采用以法院为枢纽的联席会议机制运行模式，通过制定联席会议章程、调解员遴选办法、调解员守则、案件调解规制等规制性文件开展诉调工作。在原有诉调对接机制的基础上赋予了其全新的含义，打造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升级版”，并形成了“义乌模式”。2015年8月，在总结“义乌模式”的基础上，浙江成立了知识产权综合运用与保护第三方平台的试点工作，形成四大功能：一是诉调对接；二是知识产权运用转化；三是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四是知识产权宣传研究。使线上线下有更多的互动，服务社会能力更强，社会的参与度更加广泛。2015年10月，义乌的诉调中心推动了义乌的网吧协会3万多台电脑的软件正版化工作。“‘义乌模式’的高效性和中立性，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得到了当事人的广泛好评。”浙江省高院知识产权庭法官陈宇这样说。他还透露，目前在浙江其他地方如宁波等，这种以调解为主的知识产权模式也已经启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