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将售假店铺告上法庭，表明电商平台不再甘于承受舆论的误解，而要以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自己也是假货的受害者，最有理由和动力支持并参与打假，且对打假负有内在的重大责任，绝不能与制假售假者形成利益共同体，更不可能成为假货的“避风港”、“保护伞”。
昨天，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淘宝诉平台售假店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姚某在淘宝店铺上销售假宠物食品的事实成立，认定被告的售假行为对淘宝商誉造成侵害，判处被告向淘宝网赔偿人民币12万元。
据报道，2016年5月，淘宝发现姚某店铺销售的某品牌猫粮有假货嫌疑，遂以“神秘购买”的方式在该店铺购买一袋该品牌猫粮，并将线索移送警方。姚某被警方抓获并受到刑事处罚后，淘宝将姚某告上法庭，以商誉受损为由提起民事索赔。此案成为范围内电商平台打假开庭审理的第一案。此外，淘宝还在上海起诉一个涉嫌售卖假五粮液酒的卖家，在深圳起诉一个涉嫌售卖施华洛世奇假表的商家，目前这两起案件都在审理中。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部分舆论认为，电商平台大多有放任、纵容店铺售假的故意。有人进而相信，电商平台能够从店铺售假中获得相应收益，因此电商平台对打假没有任何积极性，甚至还可能成为售假店铺的“避风港”、“保护伞”。淘宝主动为警方提供打假线索，配合警方对涉嫌售假的店铺实施打击，并以电商平台的身份状告售假店铺，依法提起民事索赔，表明电商平台不再甘于承受舆论的误解，而要以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自己也是假货的受害者，最有理由和动力支持并参与打假，且对打假负有内在的重大责任，绝不能与制假售假者形成利益共同体，更不可能成为假货的“避风港”、“保护伞”。
我国传统的打假工作主要有三个层面，其一是生产经营企业，依法对打击假货承担主体责任，为自己所生产经营产品的质量承担第一责任，一旦被查出制假售假问题，首先要追究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其二是各级政府、质量监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依法承担产品质量监管责任，并将监管责任形成的工作压力传导到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推动从源头上保障产品质量，最大限度遏制制假售假行为。其三是消费者和社会其他方面，以多种形式对生产经营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参与产品质量综合治理。
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加强产品质量治理、提高打假工作效能开辟了巨大的空间。一个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就是在打假工作的第一层面上，或者说在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之间，增加了电商平台这个全新的环节。从性质上讲，电商平台仍然属于生产经营企业，需要承担产品质量主体责任，但它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经营企业，而是利用互联网技术组建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把亿万家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经营企业链接、聚合起来。电商平台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先进的技术手段，不但能够提高监督、管理亿万家入网商户、店铺的精准度和效率，而且能够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海量的大数据信息，为产品质量监管创新升级提供新的思维和支持。
电商平台和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合作，双方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被监管与监管的关系，前者既是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的对象，又承接了从政府职能部门衍生或转移出来的部分监管职能，承担着从平台的角度监管入网商户、店铺的职责。在当下的产品质量治理格局中，电商平台成为了既不同于传统生产经营企业，也不同于政府职能部门，但与这两个层面都密切相关的特殊治理主体，具有了产品质量综合治理“中枢平台”的特征和职责。
全国首例电商平台起诉店铺售假案经法院依法判决，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和启示价值。电商平台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积极履行作为打假“中枢平台”的职责，有利于推动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严格依法履职，加大产品质量治理的力度和强度，更好地发挥打假“总指挥”、“主力军”的作用。
本报评论员潘洪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