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1949.7亿元，增长11%，占全市GDP的10%。目前，罗湖区共有文创企业4990家，拥有18家市级以上文创产业园，设立了规模12亿元的全省首家区级政府主导的文化基金。
以版权登记、维权、交易、宣传推广和研究咨询五位一体，为著作权人提供综合性、全方位的版权一站式窗口服务—日前，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在深圳市罗湖区正式启用，这是继去年西南版权登记大厅落户成都、今年华东版权登记大厅落户上海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在“十三五”时期推进区域版权服务窗口体系建设的第三个落地项目，是国家版权公共服务向重点地区和核心城市延伸的重要举措。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任段桂鉴在启动仪式上说，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各类版权登记呈现井喷增长的态势，特别是2016年广东省的软件著作权登记量首次超越北京，位列全国第一。这反映了地区科技创新力的高度发达以及知识经济的活跃程度，也体现这一区域对高质量版权服务的需求日趋迫切。
深圳市罗湖区区长聂新平表示，借助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投入使用之际，罗湖将通过实施“版权+”战略，帮助文创企业插上金融和互联网的翅膀，最终围绕核心版权产业完成版权价值链的升级重构。杨旭日则对时代周报评价说：“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的落地，不仅仅是一个便民的做法，也是一种战略，对版权保护和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以北京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为核心，加上西南版权登记大厅、华东版权登记大厅、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中国的版权保护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心三个落脚点”的初步格局。
以保护“计算机软件”版权为重点
20世纪90年代街头泛滥成灾的盗版影碟乱象，成为留在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杨旭日脑海里的时代记忆。杨旭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的版权保护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支撑我国版权产业快速发展：“将著作权纳入《刑法》的保护，并通过两法衔接予以落实，在严厉打击盗版行为的同时，版权部门稳步推进软件正版化和互联网领域的各类执法行动，保护著作权人权利，净化网络环境，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日前，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突破40万件，同比增长39.48%；其中，广东省总量首次超越北京市，跃居全国榜首。而据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1949.7亿元，增长11%，占全市GDP的10%。目前，罗湖区共有文创企业4990家，拥有18家市级以上文创产业园，设立了规模12亿元的全省首家区级政府主导的文化基金。
段桂鉴指出，近年来，以深圳为突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地区科技创新力的高度发达以及知识经济的活跃程度，也体现出这一区域对高质量版权服务的需求日趋迫切。同样，落户成都的西南版权登记大厅和落户上海的华东版权登记大厅，亦是基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倒逼高质量版权服务的需求。
此次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将重点把计算机软件登记的受理和发证业务同步落地在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粤港澳著作权人日益旺盛迫切的登记需求，从而更好地发挥版权服务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文化创新、科技创新产业的支撑作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创新发展。
罗湖区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负责人周海涛谈道，近年来，罗湖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但同时面临着小而散、多而不强的问题，究其原因，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难一直是主要制约因素，而资本为何进不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以版权等为核心的文化创意资产的界定。他表示，文化版权在以前没有界定清晰，版权登记是其中最基础的一步，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引进罗湖，有利于罗湖建立起“确权、维权、授权”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链条。
版权“公示”意义非凡
早在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即提出，“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市场主体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显著增强，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建设的促进作用充分显现”。重庆邮电大学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副教授赵长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国内总体的版权保护意识仍然不强，许多公司和个人没有尊重版权的意识，也没有主动进行版权确权和维权的意识”。赵长江提到，中国的版权立法还存在诸多缺陷，部分权利没有细化，部分制度没有跟上最新的技术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版权权利人维权成本高，而司法赔偿金额较低又导致维权动力不足。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在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重点区域布局版权登记大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戎朝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版权保护的意思非常的重大，它是人类独创性的知识成果得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得到保护，起到了鼓励创作、分享知识的作用。”戎朝介绍说，由于文学作品的创作，自创作之时就自动拥有版权，但也正因为版权获得的门槛低，所以后期的举证就比较难，因此版权的登记，也就是“公示”意义非凡：“登记的意义非常重大，以前大家写书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小说拥有更大的商业价值了，它可以改编成电影、游戏，因此资本就会青睐，而资本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明确性，所以拥有版权是非常重要的，而登记就是一个确定权利的过程。”
去年西南版权登记大厅落户成都，是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在北京以外设立的首个直属业务受理中心。西南版权登记大厅搭建了“一大厅”和“两平台”。“一大厅”即登记大厅，“两平台”即中国数字音像产业服务支撑平台和中国游戏产业服务支撑平台，为成都高新区音乐音像及游戏产业等文化创意企业提供版权、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撑。华东版权登记大厅，则是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在首都之外设立的首家软件著作权登记受理发证窗口。为了鼓励文化创意项目落地，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与闵行区人民政府将共建文化创意孵化器，优先引入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促进闵行区文化创意、设计服务、电子软件等产业的整体发展。
版权保护需要新思路
在形成“一个中心三个落脚点”的版权保护格局之际，首都版权产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宣宏量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版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要加强行政部门的力量；二是要发挥版权行业协会的作用；三要建立版权一站式保护体系。”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在重点区域布局版权登记大厅，正是在逐步落实建立一站式保护体系，助力区域文化产业大发展。
针对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设置的地方版权登记大厅，赵长江评价说：“大厅方便了版权登记，也提供了一些商业化服务，但目前仍局限在公共服务这一块，不可能深入到企业内部，将版权保护贯穿至整个运营过程中。”他希望，版权登记大厅能够搭好平台，引入优质的律师、鉴定中心、评估机构等，他建议可以考虑设立第三方调解中心，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杨旭日说，要建立“版权强国”的概念，关键是要用版权的思维引领立法、行政、司法和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引领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应将创意产生、创意流变、产品化的整个过程和法律要求、版权保护有机结合，使得创意、创新得以建立在人类智力发展的高水平之上，而致力于版权保护的司法和行政，则应该更好地尊重文化规律、创作规律和商业规律，发展、繁荣版权产业。
时代周报记者程洋发自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