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毒瘤，严重的侵害人民的消费权力，更对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造成了极端深刻的伤害。自从有电商以来，假货也窜到了网购领域，侵袭了整个电商平台的肌体，甚至有深入骨髓的危险。
为此，阿里巴巴集团在2017年1月成立了大数据打假联盟，20个创始会员包括华为、LV、三星、索尼、佳能、苏泊尔等等著名品牌。在2月底，阿里巴巴向全社会发出了公开呼吁，希望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为此，阿里巴巴“不惜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
中国的电商成长史就是与假货斗争的辛酸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便电商平台用尽了各种技术手段、大量的人力物力，假货依然是挥之不去的雾霾。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组建了超过2000人的专业打假团队，每年的投入超过10亿元，还与公安部门组建联合机构进行全力打假，但假货和制假售假团伙却依然逍遥法外。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即便在电商网购从来没有出现之前，假货早就在中国泛滥，只是因为电商大大拓展了销售的地域范围，使得假货的传播速度超过以前，更重要的是，因为消费记录和大平台的存在，买到假货的消费者有了“出气”和“讨回公道”的途径，而之前，买到街头小贩的假货只能打碎牙咽到肚子里。
据警方参与合作打假的工作人员介绍，借助于互联网的隐蔽性，制假售假的职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化分工进一步明确，犯罪产业链也进一步分散，打击难度很大。现在很多假货他都是分散在不同的代包工厂生产的，然后再到一个作坊里去组装。以现有的法律上，你查到这些散货都无法认定他是干嘛用的。
警方的人员介绍了一个案例。“比如说，我和阿里的同学一起到嘉兴的某个镇，去查了一个涉假服装网店，当时我们研判出来他有200多万的涉假金额。但是他采用每天到工厂里定制白版的衣服，通过微信去采购一些涉假的商标，然后我每天卖多少量，我贴多少标，这样陆陆续续的，而且他中间关了十七八家网店他卖了两百多万。但是我最后还处理不了他，因为我在他的网店里只查到了10件衣服，我只能移交给工商处罚。”
对付造假者，一个是要发现，一个是要惩罚。发现，要做到尽可能的早发现，让造假者没有藏身之处。惩罚，要让造假付出足够的代价，让敢于制假售假的人越来越少。
在发现假货产业链方面，阿里巴巴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进行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尽可能的发现假货店铺。阿里巴巴除了自己有大数据打假团队，还建立了公安网和互联网的数据协查专线，实现了与公安网和互联网的直接的连通，与公安机关组建联合办公机构，将打假变成了常态化、组织化的强力行动。
在治理方面，阿里巴巴大数据打假中，至少发现假货，就会对这些店铺进行销号，还会将相关线索提供给公安、工商等机关进行处理。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受了1184条。截止2016年8月底，往前推12个月，阿里巴巴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
不过，阿里巴巴显然不是强力机关，没有能力对假货产业链进行更有效的直接制裁，必须要相关部门出面予以严惩。但事实却并非如此，2016年阿里巴巴排查出的线索只有四分之一被执法机关接受，而且，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甚至，更为严重的是，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我们不赞成严刑峻法，因为即便将所有的作假者都杀头，只要有足够高的利润，还是会有人铤而走险。但是，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加大对于假货产业链的处罚力度，绝对会起到震慑的作用。让制假造假者心有余悸，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任意逍遥法外，治理效果还是有的，有意无意的放纵和社会对造假者发家致富之后的宽容不能继续了。
为此，有关部门需要从法律上进行完善和修改，加大对假货产业链的惩治力度，也需要工商、公安等强力部门投入更多的资源像打击酒驾、电信诈骗一样展开常态化的雷霆行动，更需要相关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正确看待GDP与假货产业的关系不再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我们相信，在加大惩治力度之后，假货泛滥现象会得到很大的缓解，为我们从根本上转变社会观念、消费升级和彻底消除假货生存的土壤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也让我们拥有更安全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