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阿里巴巴打假大数据模型体系共拦截欲在平台上发布的涉嫌假冒产品信息链接3.8亿个。然而，因法规和处罚力度难以跟上，在发布涉嫌假冒产品信息背后的制假者难以得到应有惩罚，如今这些制假份子仍向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整个互联网，发布涉嫌假冒产品信息。
“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全社会拿出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货。”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阿里巴巴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向社会发出呼吁。
根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披露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用大数据加人工复检方式，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受理其中的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个，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另一组数据更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
“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郑俊芳表示。
然而，企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然后等待处理，而立案、进入司法程序和量刑判决的过程更加漫长和艰难，最终受到应有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少之又少。
阿里巴巴可以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但无法阻止制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截至2016年8月，12个月内阿里主动防控系统拦截了3.8亿个假货产品页面，“这些假货未能登陆电商平台，但在线下实际存在着，假货源头不除，无论线上线下都深受其害。”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提到一个案例，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再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郑俊芳用“雾霾”来形容与假货的战争。线下假货源源不断地从小作坊、黑工厂中产出，像雾霾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阿里巴巴只能持续不断投入高昂的人力物力以识别拦截假货。
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姚志伟认为，对于制售假者相关法规的处罚力度确实相对较弱。除完善刑法等法规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行政资格处罚，对制假售假者设置行业禁入。此外，执法部门应加强与电商平台间联动，在违法犯罪发生第一时间获得电子证据，并对售假者做出相应处罚。
“阿里每年投入2000人、花费超过10亿元打假，并配合公安机关执法，但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的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最终很多犯罪分子能逃脱刑罚。”郑俊芳说，“根治假货亟待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否则打假就像个筛子，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为此，阿里巴巴“不惜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阿里巴巴呼吁：我们希望全社会形成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来治理假货。让假货在中国绝迹，必须全民喊打，人人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