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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5日对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青来说是值得庆祝的一天，她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IDO抑制剂有偿许可给美国HUYA公司。由于采取里程碑式付款，复旦大学和杨教授最多可获得6500万美元的收益。这件事无论对杨教授还是国内药企还是癌症的防治都是重要的事情，这基于这样的事实：杨教授在不被看好的“冷门”领域坚持研究十余载终于名利双收，现有的IDO抑制剂普遍抑制效力低下，而杨青带头研发的新型IDO抑制剂，已经申请了国内专利和pCT国际专利，有望成为第三个进入临床实验研究的IDO抑制剂。无疑，这可能成为患者的“真正福音”。
但接下来，杨教授收到的不是“福音”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呵斥甚至是谩骂。由于对专利授权、里程碑付款和杨教授本人的研究经历不甚了解，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传统媒体都指责杨教授的做法。专利授权硬被说成出售，一个研究经费欠缺的大学教授被说成拿着国家经费而出卖成果的恶人，不少媒体也忽略掉付款方式而默认杨教授一次性拿到6500万美元。有人直接称杨教授为“卖国贼”，她也不断被各种电话骚扰。也许是因为癌症、美国公司、6500万美元这些字眼太吸睛，理性缺失让无意识狂热蔓延。
并不是所有人都指责杨教授，部分媒体终于站出来，用专业的分析来打消大众的疑虑。新民晚报《复旦一新药以6500万美元给予美国公司专利授权引热议》一文对专利授权和国内专利研究、转化等问题做了全面阐述。舆论导向终于偏向技术分析而非上纲上线式的道德指责时，杨教授终于清静了。想必和她以前一样清静，在成功前，她的研究经费都是院长从自己经费里拨出的。
也许，我们对此还得说点什么。在指责杨教授的言论中，有人这样写道“不计回报的为祖国奉献青春和生命的如钱学森等的老一辈科学家才离去不久；而现在，所谓“科学家”、“专家”、“学者”为了一点蝇头微利，将核心科技拱手让人，这种论调和当今市场经济和国家鼓励知识产权运用转化格格不入，却仍有它的市场。往小了说，专利权这种知识产权是财产权，是私权，合法的私权是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受侵害的；往大了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时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无疑是关键一环。即使本次的授权专利涉及到的是职务发明，我国很多科研院所的专利成果“躺”在实验室不盈利的事实也证明，不谈市场转化而单纯的讲奉献是不可取的，而去年年底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对职务发明制度作出了进一步部署，指出要“探索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配制度，提高骨干团队、主要发明人收益比重，保障职务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按照相关政策规定，鼓励国有企业赋予下属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处置和收益分配权”。因为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精神有其历史特定因素，所以我们要继承其精神而非照搬做法。
一件值得院校研究人员乃至整个社会欢欣鼓舞的事情被说成“汉奸、卖国”者道德沦丧的证据，是谁的悲哀？我国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致力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还有“最后一公里”，同时也到了瓶颈期，如何凝心聚力促进这一过程得以实现，才是全社会该关注的。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应该再被道德审判、媒介审判。（高适）
（编辑：高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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