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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来看，当前重视的还是“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而忽略了“软投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资)”。这很可能只关照了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导致长期经济竞争力和增长质量下降。
事实上，“中国制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当前一个非常现实而严峻的问题是，“中国制造”面临低端“被锁定”的风险。许多中国企业面对外国竞争，不愿进行长远的创新投资，而是着眼于如何扩大投资规模，因此往往造成产能过剩，甚至投资无效。横向比较来看，同样是制造业大国，在过去十年时间，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比日本公司平均值低7倍。由于技术投资水平低，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像当年的日本企业实现价值链攀升，从而在高端领域挑战美国公司。
“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与国际资本、技术相结合创造了全球化红利，也使中国极大受益于全球化红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等国将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到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
中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
入世十年来，我国的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并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但仔细分析来看，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国公司。最近十余年，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拉动。以2008年为例，中国出口商品顺差为2954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商品出口的顺差为1706亿美元，占顺差总额的57.7%。另外，加工贸易顺差达2968亿美元。
由于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压低要素价格提高资本利润率。中国目前的资本占劳动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国靠的是透支要素红利支撑的高增长。然而，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样制造业部门的利润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回报率将持续下降，“中国制造”既往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归根到底，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率超过70%，创新生产率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超过50%，R&D经费占GDp的比重超过2%，对外技术依存度小于30%等是国际上比较共识的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准。尽管美国债台高筑，财政捉襟见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却并不吝啬。以2007年为例，美国R&D经费3682.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68%，人均R&D经费1265.7美元。与之相比，中国目前R&D经费487.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仅为1.49%，人均R&D经费仅为37美元。
再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看，我国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差距也非常大。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抽样调查，2010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2%，分别低于美国、德国和日本3.5、2.6和1.7个百分点；人均研发投入为2900欧元，分别相当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18%、22%和36%。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转变发展方式、重建国际竞争优势和提升国际地位正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战略任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所指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一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二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也在为提高竞争力做好战略储备。当前，欧洲已经深刻意识到，产业结构老化，缺乏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生产率低下，未能适时建立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体，是导致“欧洲僵化症”长期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因此，需要尽快调整欧洲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2020战略”出台，其优先目标就是要提高欧洲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能力。
总之，大国求变，如箭在弦。从基础研究、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入手，加大科研和新技术领域投资，增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中国制造”的整体升级和创新已经迫在眉睫。（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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