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发布，《意见》提出四个“最严”，即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坚持最严肃地问责，《意见》中提出研究修订《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制度，修订完善《刑法》中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刑罚规定，大幅提高违法成本。（5月21日《新京报》）
现行《刑法》中，对食品定罪有两个基本要件，一是食品制假售假犯罪5万元为起刑点；二是有着“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前置条件。这种法律设计固然体现了刑事司法审慎人性化，但是由于定性模糊，给执法留下了弹性空间，让一些食品制假售假者逃脱了法律的严惩，一再践踏食品安全法律的红线。如今，官方直接推动食品制假售假入刑，可视为食品安全领域严峻态势与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
然而，笔者觉得，食品领域之外的商品，比如假名牌衣服等商品，尽管没有食品制假售假后果严重，因为，它直接关乎舌尖上的安全，直接关乎公众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老百姓的生命，但是，这些制假售假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坑害消费者，也有不利于诚信社会的建立，其危害性不容忽视，因此，架构一个严厉、严格的全领域、全方位的制假售假法律惩治体系，既是民意所向，更是形势所逼。
倘若从民意上来看，在每年的两会上，都会有多个代表委员关注打假这一全民老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连续多年提“打假提案”，呼吁加大各个领域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建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共同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新京报》一项调查显示，85%的被调查者赞同打击假货就应该像治理酒驾一样，直接入刑。显然，制假售假“直接入刑”要扩围到所有的领域，包涵所有的商品，有着浓厚的民意基础。
如果再从制假售发展态势来审视，由于现行法律处罚机制的软弱，才让假货充斥社会各个角落。阿里巴巴在2016年筛查认定出4495条制假售假案件线索中，其中执法机关接收1184件，破案469件，但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率仅为0.7%，而在法院判决的47人中，只有10人入监，另外37人皆被判缓刑，比例达到79%。这其实也从侧面说明，制假售假的成本太低了，得到回报太诱人了。
我国经济正处于换挡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长期难以治理的制假售假行为，当务之急，是对于各个领域的制假售假行为都要“直接入刑”。当然，对于不同领域商品或食品的量刑标准；再如，集中诉讼的实施细则；还有，设立的惩罚性赔偿标准，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实现“一次造假，倾家荡产”的经济处罚机制等，都需要法律界与相关部门，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