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LV、Gucci、CHANEL等全球300余顶尖奢侈品品牌高管齐聚的全球奢侈品法律峰会上，主办方向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团队颁发了“知产保护和科技创新奖”。奢侈品法律联盟和众多与会者认为，阿里知识产权保护团队使用互联网技术和多方共治的策略，正在全球范围内为解决线上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建立新的“黄金标准”。
当互联网成为新经济运行的核心动力之后，假货的魅影也借助互联网得以放大，挥之不去，不仅困扰电商平台的正常运营，也每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障碍，被广大民众诟病，甚至成为全世界治理的难题。
假货治理难，与新业态造假隐蔽性强、造假成本相对较低有关系，事实上，这也每每成为电商平台被人指责的由头，认为是平台助长了造假，个别极端的说法则直指平台，认为平台就是策源地。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偏颇的，不客观，更不准确。毕竟，作为新经济发生的主要场景，造假离不开平台，但这并不是说，平台就纵容了造假，更不意味着平台本身在造假。
假货本质上属于一种不当得利，也正因为有着极高的“性价比”，所以才有人趋之若鹜。这与作为渠道、或者说更多工具属性的平台并无内在的关联。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一样有造假，只不过，因为互联网为商业插上了翅膀，从而也让假货的流通更加快捷。
即，假货的产生根本仍在于线下。正是因为有造假的冲动、获利的可能，才使得一波波造假者前赴后继。而当地方经济指标考量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依据后，治理不靖，几乎是必然的。这个时候，借助互联网的便捷性，假货才终于成为人们的心腹大患。
也因此，治理假货，首先要切断假货的产业链条。一方面，地方要强化打假，从源头治理假货，要提高政治站位，摆正治理态度，坚决打击假货窝点。另一方面，平台要借助大数据，实施精准治理。既然假货是在蹭互联网的红利，那么平台也完全能够用互联网的思维实施治理行动。
而破局的根本则在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与平台要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在这个问题上，阿里的治理模式效果就十分显著。据披露，仅在2018年，阿里巴巴就向执法机关推送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634条，协助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溯源打击涉案金额79亿元。2017年执法机关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740例制售假案件中，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129人中，104人被判缓刑。
惟有“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才能净化网络生态，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而平台本身，也会越来越具有公信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打假及知产保护话题引起空前关注，先后有十余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加大打假及知产保护力度建言献策，认为在提高法律对制售假分子的震慑力度的同时，还需要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平台、消费者等社会多方共治，向社会推广打假新技术及社会共治新模式。
阿里此番获得国际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奖”，正在于阿里的打假模式、打假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引领，并正在推动形成假货社会共治格局。
当然，也要防范因为打假产生的“洼地效应”，这边真打，那边假打，甚至接纳从这边被挤出去的制假售假团伙，那样的话，不仅打假者会成为社会公敌，则整个社会的消费环境，也注定很难好转。（高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