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阿里巴巴对外发布《2018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据阿里披露，2018全年阿里共向执法机关推送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634条，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溯源打击涉案金额79亿元。“这一年，在全社会和阿里共同努力下，制售假者生存空间遭到空前挤压。”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介绍，也正是在假货生产源头遭到空前围剿的2018年，各项假货治理的数据指标首次呈现断崖式下降。（1月10日《新华网》）
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网络治理的难题，线上线下的互动，让网络制假售假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除了具有线下问题的共性外，有了网络隐蔽性这个独特的因素，则线上治理的难度更大。其间除了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的参与外，还有平台功能与作用的发挥。若是某一个环节掉了链子或者有了豁口，则治理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而从实践来看，平台作为各种要素的聚合点和信息的发散点，在产权保护和打假治劣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
尽管平台本身只有技术优势，而无执法权力，却能通过技术手段去进行筛查、预防和处置，并将信息提供给相关执法机构开展执法打击。比如阿里巴巴的假货甄别模型、实时拦截体系、生物实人认证、政企数据协同平台等打假黑科技，可以让96%的疑似假货链接在产生任何销售前被秒杀，而借助于语义情感分析、商家全景视图、直播防控体系等新技术的运用，可将可疑商品、可疑商家拒之门外。让线下产品在上线时就被秒杀，或者说在上线后被分析出后被排除，技术的运用已将打假的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如果平台的作用仅仅发挥于此，还不足以达到社会治理应有的效果，与社会共治也有很大差距。打假治劣也好，知识产权保护也罢，离不开各种资源和要素的集合，包括消费者、品牌权利人、执法机关和平台，也包括其他如媒体和公众的参与和协同。比如，平台方通过线上的信息梳理而追溯线下线索，提供给消费者、品牌人或者执法部门，多方采取行政、民事和刑事的措施，既能达到联合惩戒的效果，又能全面维护各种权利关系，在治标的同时达到治本的目的。同时，消费者和品牌人又可以与平台方广泛合作，寻求平台方的技术支撑并发挥要素聚合的功能，既可以让自身的技术和能力优势被发挥到极致，又可以让其得到最大化的拓展。
事实证明，作为第三方的平台方在治理假货方面完可以大的作为，并成为闭环管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起到“智慧大脑”和“信息中心”的作用。而检验一个平台公司是否真正履行了相应的打假职能，效果无疑是最好的检验标准。透过阿里巴巴对外发布《2018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不难看出，这种成效不仅仅体现在各项假货治理的数据指标首次呈现断崖式下降，更在于由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平台等各方共同组成的打假共治系统首次实现历史性闭环，“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成为现实。此意味着，货假治理不但可以实现追根溯源，更建立了一套针对性、实效性和实战性极强的治理机制，让共治更有张力更具活力。
第三方平台公司打假和知识产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取决于其基于商业价值的社会责任担当。阿里知产保护系统生态化贯通，践行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承诺，也为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提供了示范。其最大的价值，还在于这种模式已然超越了电商行业的范畴，而以网络“枫桥经验”的探索与实践，为整个社会的治理创新与升级，提供了范例与样本。数字经济的崛起，打破了商业经营的地域、乃至国界限制，原有的知识产权确权、维权链路，已不能满足新兴商业模式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如何赋能品牌，特别是中小品牌解决以往解决不了的知识产权问题，阿里巴巴的尝试可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