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参与打假，本是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一个有效渠道。然而，近年来出现了“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他们利用商品过期或商品漏洞问题，故意大量买入然后通过打假要求商家支付赔偿，有的甚至成为“职业索赔人”。就在社会热议“职业打假人”这一现象时，《法制日报》记者发现，“职业打假人”出现了新问题。（12月14日《法制日报》）
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扮演着假冒伪劣商品“发现者”角色，对制假售假行为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其打假只为逐利的动机，令人难以肃然起敬。再者，为了索取高额赔偿，只买“假”的，不买“真”的；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种扭曲的消费心态，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特别是，一些“职业打假人”受利益驱使，将打假空间无限放大，甚至涉嫌造假敲诈，游走于法律边缘。
不可否认，“职业打假人”又是一股带有一定正能量的共治力量。我国目前的监管能力还比较薄弱，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消费安全需求之间形成矛盾。如此背景下，允许有“职业打假人”群体，以一种更加职业、更加专注，甚至形成了规模化的力量，去监督生产者、经营者，既能够倒逼市场机制的净化，又可以促使监管部门更积极有效地履职，还能够起到一定的公民教育作用。可见，应给予“职业打假人”一定的合法空间、行动空间以及社会道义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很多条款其实给“职业打假人”留了一定的空间。比如，有条文专门提到，在民事责任承担中，可以多倍惩罚性赔偿，这种规定并没有完全排斥“职业打假人”。但同时也提出，如果仅仅是外包装标签的瑕疵，食品并没有真正危害，则不支持惩罚性赔偿。这些条文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平衡作用。然而，对于“职业打假人”行为准则，包括新消法在内的相关法律，目前均未进行规范。
因此，必须将“职业打假人”，关进法治笼子。“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需要在法律框架下理性引导、有效规范和制约。我们要遏制“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在主张权利时，过分地冲击市场秩序和社会风尚。同时，“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在有效行使法律赋予的社会共治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在法治轨道上维护权利、主张利益。换言之，“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自身也要理性地去接受法律的规制，在追求个人利益或维护权利的时候，也肩负有促进公共福祉、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