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的前一天晚上，促销的鼓声愈来愈密，直到8点多，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起，他给下属布置了100万元的抢购任务。为了“备战”双十一，他们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的白酒。这个双十一，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预计索赔1000万。（11月14日《北京青年报》）
双十一，职业打假的老板居然制定了1000万的索赔目标，是否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制假售假问题之严重？王海们要在双十一大赚一笔，估计又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忧”者是那些制假售假的商家，而消费者应该“欢喜”才合理。
对职业打假人的争议，从不曾停止，甚至正在进行的消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拟将职业打假人排除在“消费者”定义之外。心怀不轨的商家“争议”职业打假人，乃利益使然，十分正常。而如果公众中有对职业打假人的异议，是不是太糊涂了。
王海称，他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而笔者认为，王海们的动机是“正义”还是“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职业打假人的存在让谁成了赢家。显然，消费者是赢家，制假售假者是输家。职业打假人为自己利益而打假的同时，客观上帮助了消费者利益的实现，如王海所说，“打假本身就能实现正义”。即便这种“正义”并非职业打假的初衷。
事实上，有效监督中永远少不了“物物相克机制”，只有作恶者，而没有制恶者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制假售假者是作恶者，而职业打假应算作“相克者”。有人说了，制恶应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这没错。但民间职业打假与政府监管既不矛盾，很多时候二者也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政府不是万能的，行政监管更不可能做到全覆盖，何况目前还存在很多行政不作为甚至官商勾结等问题。这种情况下，职业打假不但是一种补充，更因为利益动机的激励，“打假”时会更具有职业和专业精神。据某法院说，一次在涉及香菇产品的庭审中，职业打假人甚至可以在法庭上通读香菇行业标准。这就是利益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王海对记者说，“有问题的太多了，闭着眼都能找到。”这并不十分夸张，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现实中消费中遭遇过多少无奈，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是各有各的苦水。而这种“闭着眼睛都能找到”的制假售假生态下，要求政府监管达到完美，并不现实。这个语境中再看职业打假，它应该是不可或缺的。而讨论其动机的“正义”或“利益”，不但不聪明，甚至无聊。
王海还提到，他们常去的鉴定机构有三四十家，这不仅因为他们送检物品数量巨大，也为避免检测方造假。由此可见，客观上，职业打假对鉴定机构也会产生一定的监督作用。而如果官方能够奖励对鉴定机构的打假，这个领域肯定会成为职业打假人的又一个“市场”。鉴定造假也会因为职业打假的存在而收敛。
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动机、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这些问题不该继续争议下去。特别是立法层面，应以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最大考量。（作者：马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