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5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要求，开展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对出口非洲、拉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等重点商品开展整治。
这是旨在提升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的又一重点工程。
那么“中国制造”目前在海外是什么形象？这一行动可否达到预期效果？
毁誉参半的中国制造
中国产品，确实在国际上口碑不那么好，在一些国家，“劣质产品”成了中国制造的代名词。
“国内质量监管都搞不好,怎么可能出口质量可靠的产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表示。
“有一项国际机构的调查，现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山寨制造、山寨产品的困扰，中国是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提供这一结论时认为，与20年前比较，总的来说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海外的认可度还是在提高。
“中国制造目前的海外形象是毁誉参半。近几年，产于中国的洋品牌产品以及中国自主知名品牌的产品都较受认可，有着不错的美誉度。”张文魁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问题是不少产于中国的虚假品牌产品、没有固定品牌的产品的确问题很多，不但存在品质低劣、性能虚假等问题，还存在达不到安全环保要求、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张文魁认为这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
张文魁介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早期、中期向海外出口的产品都遭遇了同样的问题、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但是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再加上对于研发设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投入不断加大，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克服，日本、韩国都是这样，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里就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低端产品变成了中高端产品。
而在我国进展没有那么显著，尽管早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也治理过这些问题。
张文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可能有两个，一是产业升级不力，二是社会法治不彰。
我国产品质量长期不如人意，马宇认为有两大原因：二是监管部门失职，只揽权不管理，放纵了违法企业，损害了守法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事例不胜枚举；二是消费者没有根本的制约权，虽然现在可以用货币“投票”，但在假冒伪劣泛滥而无从辨别假冒伪劣时，消费者就没法投票了，而最后的手段——法律手段使用起来又困难重重。
职业打假人王海的“打假”案例，败多胜少，大多无下文，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
王海说，在立法时消费者的主张、观点很难写进法律，甚至国家法律法规都立得较好，但是经营者又通过更细分的法律，把“障碍”消解掉，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保证。
“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在监督上也难有作为。”王海表示。
有评论说，中国消费者最大的感受就是消费维权的无力。就拿尼康相机的质量问题来说，美国消费者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维权，而且惩罚性赔偿上不封顶，所以尼康公司对美国消费者态度好很多。如果中国的消费者也拥有集体诉讼和惩罚性赔偿这两项利器，情况就会大为不同。
至于集体诉讼，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倒是有明确规定，但将发起集体诉讼的权利局限于消协组织，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在王海看来，“中国采用的是政府监管企业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漏洞：消费者话语权不足。“消费者与企业组织不对等，信息不对称。”
马宇认为，因为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大环境里，难以形成企业追求质量的大氛围和根本约束。
不能内外有别
“其实国内国外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把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割裂，光是抓中国制造的海外问题，国内市场还是假冒伪劣横行，那能有长久的效果吗？”张文魁反问。
马宇也不认可所谓的“为国把关”“严管出口商品”的做法，他认为，用比内销严得多的标准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这种做法并不妥当。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商检制度，会把出口产品的质量标准，定得高于国内销售产品的标准。”马宇表示，“这实在是很荒谬的事情！国内产品质量差为什么不加强？”
马宇指出，中国人常常抱怨美国人、日本人把一流产品留给自己国民享用，二流产品出口给盟友，最次的产品出口中国，“说人家不地道，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难道就地道了吗？”马宇叹息。
很多企业往往也“偏袒”国外消费者，以致国内企业“一流产品出口、二流产品内销”成为通常的做法。
不仅如此，马宇在调查中发现，上述做法的原因也在于某些政府部门难逃追权逐利的嫌疑：国内管控松，才能带来寻租利益，管好了却只是有益国民；出口管得严，有管控就有了寻租机会，也让一些出口企业负担沉重，实际上也并不是真的那么在意外国消费者。
是时候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不能依靠专项运动彻底解决问题。”张文魁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强调，搞专项行动，半年一年就会有震慑作用和短期效果，但是根本问题不解决还会故态复萌。
山寨横行，企业为什么要花大把资金、大把时间去搞研发创新、搞品牌维护、搞质量提升？
从问题的根源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张文魁认为一是需要下决心促进产业升级，包括推动优胜劣汰、鼓励优质优价、引导创新研发、实施更严标准，等等；二是下决心推动法治，使得仿冒他人品牌、侵犯知识产权、违反安全环保标准的行为都得到依法惩治，特别是政府执法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可能存在的腐败和贪赃枉法能得到革除，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马宇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建立质量监督体系，而是形成对于政府机构的硬约束，“质量标准很好建立，国际上早就有一整套质量标准体系，我们不愿用而已，而我们自己建，基本标准也都明摆着。关键是怎么约束、落实？对于相关部门不尽责，诸如渎职或者受贿放行，我们有没有制度控制手段？”
马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必须放开消费者集体诉讼，“实际上，只要消费者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消费权益，企业就绝对不敢放松质量控制，否则只会死无葬身之地。”
“现在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是到了解决把‘中国制造’改为‘中国创造’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张文魁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