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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康信公司在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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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铁蹄下的歌女啊!”上月29日至11月1日,70多位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编剧齐聚深圳,连开了三天的编剧交流会。去年“内地香港电影编剧创作交流会”在广州召开的时候,一众编剧就大吐苦水,细数编剧地位卑微、收入过低等各种惨状。今年亦是如此,尽管香港电影人、编剧文隽一再插话,提醒大家不要再苦大仇深,这一场编剧交流还是变成了“吐槽”大会。

电视剧《大雪无痕》、《命运》的编剧陆天明第一个放炮,批评当下电影太功利,“多年来我们的作品嫁给了政府,好不容易扭过来了,现在票房有了,我们的作品又嫁给了经济。这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我碰到一些领导人,也是一说电影就先谈钱。”不过最让编剧们有共鸣的,还是黄亚洲提出的“谁动了我的剧本”。那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究竟是谁动了他们的剧本。

怨念1:合同不平等

编剧成代孕妈妈拿完钱就只能滚蛋

在交流会上,不少编剧都表示自己曾经签下“不平等合同”。陆天明更称自己前一天才和某电影集团的领导大吵一架,并且现场朗读了该电影集团跟他订的合同。第一条,乙方为甲方创作作品,创作的一切劳动成果,包括以后的任何衍生产品都归甲方,陆天明感慨,“我怎么也是孩子的妈啊,结果他成孩子他妈了!”看完合同,陆天明只甩出两句话,“你们就是黑社会,你就是黑老大,看了这个合同的感觉就是黄世仁找了个女人生孩子,孩子给生出来,然后拿完钱滚蛋!”

不过此话一出,电视剧《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的编剧柳建伟马上调侃了一句,“既然是霸王条款,那片酬应该不菲,否则十万、八万没必要”。

怨念2:导演制片动剧本

宋查理改成了宋教仁女三号女四号随便加

“金牌编剧可能好一点儿,但绝大部分编剧都逃不过这个命运,导演对剧本伤筋动骨,增加剧集是平常事。”

《日出东方》、《开天辟地》、《上海沧桑》的编剧黄亚洲对于剧本被改深恶痛绝,他写过一个60年代农场生活的戏,那时候人都吃不饱,最后却被改成男主人公买了啤酒和大伙一起酩酊大醉,还有导演随便往历史题材的剧里加戏,结果犯了把宋庆龄父亲写成宋教仁的低级错误,“中央电视台还在黄金时段播了,也不怕闹笑话,到头来挨骂的还是编剧。”更可气的是,制片人也常常发话,要求给某领导孩子加几场戏,或者添个女三号、女四号来节省点投资。

不过,对于此事,早就已经习惯商业化操作的香港编剧有不同的观点,文隽介绍,他在香港编剧课的第一课就是剧本只是蓝图,“盖完房子大家当然是看房子,谁会看房子的蓝图?文学作品跟我们拍电影的工作剧本有很大差别,工作剧本本来就是谁都可以动的。我们的满足感就是我们剧本票房很好,而不是坚持我的执着,但是没人看。”

之前吴宇森拍《赤壁》就谈跑了7个内地的编剧,这些编剧告诉吴大导演,“这不是我理解的三国。”大导演忙摆手,“不不不,我不要你理解的三国,我要的是我心目中的三国。”双方僵持不下,编剧只好走人。曾任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三部、第四部编剧的汪海林表示,香港的编剧讲究服务性,内地的编剧则更多的会强调“我是一个艺术家”,两地编剧的个性不同,最好的办法是各取所长,各补其短。

怨念3:怕政策变,怕审查

政策一下立马全变审查摸不清底线

编剧们表示还有两大怕:内地编剧怕政策,香港编剧怕审查。上面一说政策变动,“第三者”的戏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编剧写好的戏就得马上删掉,《神算子》的编剧刘一兵无奈地摊了摊手,“领导说婚外情、辫子戏不能搞,那咱们就《潜伏》一下吧,结果《潜伏》太多,也不能搞了。”倒是香港编剧后来居上,先学会了变通,文隽的秘诀是,“到内地,一定要懂几个情,一个是国情,一个是民情,更要了解人情。《画皮》不能写鬼,那改成妖就行了嘛,要懂得变通。”

编剧赵葆华也是国家电影局的审查人员,他当天则顶着交流会的愁云惨雾,极力解释说大陆的审查“被妖魔化”,多数以讹传讹,“其实审查只有三个底线,价值观底线、道德底线、历史真实底线。关于《无人区》的审查,我们被网友痛骂。如果它的故事在我老家东北,怎么写都无所谓……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和谐。包括《无间道》、打得很狠的《让子弹飞》,我们都是盛赞。我们的电影审查真的很宽松。”

题外话

1、太可笑:灰太狼成人流广告

“在中国,影视作品从创意到产业都很艰难。”有“喜羊羊<

好了,关于“编剧”编剧研讨变吐槽大会:摸不清审查制度底线的内容就介绍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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