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识产权信息珠珠给大家分享带来的《中国创造何时越过盗版瓶颈》，如果您对中国创造何时越过盗版瓶颈感兴趣，请往下看。
“中国制造”的原创含量低下，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机构体制和人文环境恶劣，创造型人才难以生存；其次是应试教育只能培养思想绵羊；此处指出的是第三种状况——版权保护机制几乎形同虚设。
中国电信的“天翼”手机，剽窃“苹果”设计外形，没有“苹果”的内在品质，却以1500元的所谓低价，卖给那些手头拮据而想过“苹果”瘾的用户。这样的案例在手机制造业里，只是冰山一角，不会有任何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中国各大视频网站提供的西方电影，绝大多数没有获得版权许可，而为提防版权拥有者的追查，这些企业竟跟电信部门联手，对海外互联网设置防火墙，以致从境外根本无法浏览此类中国网站。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难以正常融入产品主体，却在这类厚黑型的外部谋略中，获得了令人惊讶的表达。
盗版碟和免费下载，乃是中国人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这种模式貌似短期内推动了文化进步，但鉴于版权无法得到捍卫，制作者的生计难以维系，优秀作品不能诞生，文化产业无法生长，最终只能导致文化原创业萎缩，摧毁中国人消费优秀作品的权利。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早在工业生产链成型前，中国唱片工业就被盗版之火烧成了废墟，犹如一个崩塌在历史中的反面样本，向我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寄生于盗版的企业，通常比原创者更为强大。剽窃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多直接利益：开发成本低廉，大幅度降低企业风险；推出“新产品”和“转型”的时间很短，节省企业时间；价格便宜的“山寨版”可以满足穷人需求，构筑廉价的文化消费市场。这种以盗版为基本生存策略的企业，犹如体积庞大的蛆群，蚕食原创机构的市场，令寄主丧失市场竞争力，最终走向死亡，而寄生虫则变得脑满肠肥起来。在中国，“山寨”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厚黑策略和流氓伦理，它甚至作为企业主津津乐道的“成功经验”，升格为自我炫示的荣耀。正是这种“山寨伦理”，悍然支撑着中国GDp的半壁江山。
在全球拥有4000多家门店的陶瓷品牌“法蓝瓷”，不断遭到中小瓷商的剽窃，但它的版权官司几乎每场必败。法院坚持偏袒地方企业，令版权法沦为一纸空文。“法蓝瓷”应对这种盗版的惟一有效策略，是不断研发和制造新型产品，令盗版者追之不及；但没有这种开发能力的企业，只能坐以待毙，成为盗版者群殴下的牺牲品。许多企业为了安全起见，被迫放弃原创而转向“山寨”，结果加剧了盗版风的炽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到各种版权咨询机构、专业版权律师事务所和民事法院，再加上各类产权和版权交易中心，与版权相关的各种机构不断诞生和壮大，犹如雨后春笋；另一方面，盗版、克隆和“山寨”现象，仍然是支配中国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基本逻辑。甚至版权保护机构本身，都加入了版权蚕食者的雄壮行列。
现行的法律文本过于简单，可操作性差，网络版权更属真空地带。日本曾修订著作权法35次，韩国修订过17次，中国仅做过两次修订。更为离奇的是，正在修订的著作权法草案，非但没有捍卫著作者的版权，反而为公权合法侵占私权大开门户。例如第48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三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自由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此举遭到诸多音乐人的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将音乐人的呕心沥血之作转为音著协的“公共财产”。
1910年12月18日，努力推进“现代化”的满清帝国，参照权威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制定并颁布了《著作权律》。作为中国首部版权法，它明确规定著作权适用范围及年限——著者死后延续30年，一旦盗版，要对出版者和销售者实施同罪惩罚。就法律的严肃性而言，中国目前的版权保护，甚至需要向晚清政府躬身学习。在一种恶劣的司法语境里，任何“创造”和“创新”都只能沦为水月镜花。文化产业发展以及制造业升级，必须越过盗版的瓶颈，从法律层面获得真正的支持，否则，中国就只能轮回于“山寨”之间，成为发达国家的低端摹本。（作者朱大可，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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