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发现,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和德国的专利法院接收的新专利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伦敦尤为明显,伦敦专利法院去年要应付新冠疫情和英国退欧的影响。然而,尽管专利案件总量下降,但海牙、米兰和巴黎的法院利用伦敦踌躇不前的状况,通过主办类似复杂的诉讼来提高它们的知名度。
JUVE Patent报告称,2020年德国七大专利法院的新案件总数下降了9%。这一结果只是JUVE Patent第四次对德国专利法院接收的新案件的调查结果之一。现在,进一步研究表明其他主要欧洲专利法院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趋势。
无论是在杜塞尔多夫、曼海姆、米兰、巴黎、伦敦还是海牙,几乎所有地方的新专利案件提起数量都在下降。只有最近开设第三专利法庭的慕尼黑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
英国的专利案件量下降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数据,与德国一样,英国高等法院初审量在2020年出现下滑。当事人最近总共提出了52起涉及技术产权的新诉讼。与上一年相比略微下降了5.5%。而2018年更少,只提交了40起诉讼。
相比之下,高等法院前两年新的专利诉讼明显更多。2016年共有71起案件,2017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5起。2021年当事人第一季度向英国法院提起11起诉讼,与2020年同一季度提起的10起诉讼数量大致相当。
此外,知识产权企业法院(IPEC)审理中小型公司的专利纠纷,其中大部分案件在经济上不太重要。然而,IPEC不是高等法院的一部分。根据司法部数据,IPEC新的诉讼总数为156起,比上一年提交的217起案件减少了28%。
但是,IPEC并未将技术产权案件与其他类型知识产权案件区分开来。因此,该数字是代表所有新的知识产权诉讼。行业专家估计IPEC诉讼中的专利纠纷占比为15-20%。
危机过后
英国高等法院最近备受瞩目的专利纠纷包括:Sisvel就手机标准诉小米和Oppo案,以及英美烟草公司(BAT)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之间关于电子烟的案件。
然而,英国司法机构在两年前面临一场危机。在2019年和2020年间,英国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和专家型专利法官人数减少。只有科林.波斯(Colin Birss)和理查德·阿诺德(Richard Arnold)两名法官仍在高等法院掌舵。但他们很快晋升到上诉法院,这就为高等法院初审庭保留了两个空位。
波斯最具里程碑式的判决是处理Unwired Planet和华为之间的争议。英国高等法院是第一家为标准必要专利(SEP)判定全球FRAND许可的法院。一位律师向JUVE Patent讲道,“波斯可以说负担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FRAND判例法的责任”。有人称赞他“致力于使英国法院更加高效和更具成本效益”,并称赞他为“一位拥有真正法官技巧、顶级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专业战略家”。
但从2020年秋季开始,法官任命委员会(JAC)开始填补上述岗位空缺。2020年9月和2021年1月,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e)和詹姆斯·梅勒(James Mellor)成为英国高等法院下一任知识产权专家法官。
这些任命消除了对英国法院审理高价值、高知名度和高技术专利案件能力的担忧。JAC选择的候选人完全有能力不辜负其前辈的声誉。律师们赞称米德是“一个强有力的决策者”,在被任命为高等法院法官之前,他是“最受尊敬的知识产权技术顾问之一”。
跨境纠纷处理方面荷兰法院名列前茅
海牙法院是荷兰处理专利案件的初审法院。当事人向该法院提起的诉讼数量也在下降。根据该法院2020年年度报告,法院记录的新提交案件为131起。这比2019年当事人提起的143起案例少了约8.4%。法院处理的案件也相对减少,对103起案例作出裁决,而不是其估计的155起。
据报告称,诉讼复杂性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数量的减少。
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一样,针对技术复杂的泛欧专利纠纷中,越来越多的公司转向荷兰提起诉讼。例如,瑞典手机公司爱立信年初在荷兰、比利时和德国起诉三星侵犯其手机专利。
不久之后,双方宣布了一项关于全球专利许可的多年期协议。这包括与所有蜂窝技术和5G相关的专利。作为其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的一部分,Sisvel还对小米和Oppo提起诉讼。
根据年度报告,新冠疫情措施也是案件处理减少的一个促成因素。这是因为法院最初无法当面进行审理。
法国为标准必要专利做好准备
自2018年法国著名法官玛丽·库尔布莱(Marie Courboulay)退休以来,巴黎的初审法院(原大审法院)出现了一批新法官。
专利律师对首席法官娜塔莉·萨博蒂尔(Nathalie Sabotier)和副法官卡琳·吉列(Carine Gillet)给予一堆赞誉。一位律师说:“她们会将法国的专利诉讼提升到另一层次”。诉讼律师对萨博蒂尔和吉列深入研究某些从技术角度来看非常复杂的案件细节表示欢迎。由此,这两位法官在法国司法系统中掌握了不寻常的专业知识水平,法国法官往往会定期在不同法院和专业之间轮换。
据负责知识产权庭的消息称,2020年,巴黎的初审法院司法官受理了84起专利诉讼。与此同时,法院宣判了76起,通过其他方式结案36起。
巴黎法院正在审理更为著名的案件,其中一些是泛欧案件,例如飞利浦和TCL之间的诉讼。该法院还就礼来公司诉费森尤斯卡比这一备受瞩目的案作出判决,判给礼来公司2800万欧元的赔偿金。这是迄今为止法国专利纠纷中金额最高的一笔。
巴黎法院也是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与各类移动通信公司之间泛欧纠纷的开庭审理地,尤其是在涉及Orange和Bouygues Telecom的法国案件,法国因作出有利于专利使用者的裁决而闻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专利诉讼律师都称赞法官“非常独立”。
因此,对于备受关注的专利纠纷案件,巴黎法院越来越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意大利的制药专利案件
意大利也越来越成为欧洲专利界的聚焦地,尤其是在泛欧制药和生物仿制药纠纷中。事实上,意大利专利法院在所有主要欧洲药品纠纷中都发挥着作用。这要么是因为意大利市场对制造商的重要性,要么因为该国是争议产品制造地。
当事方特别认为由法官克劳迪奥·马兰戈尼(Claudio Marangoni)主持的米兰专利法院非常善于处理药品纠纷。除了JUVEPatent外,米兰法院知识产权庭报告称,2020年总共有58件新的主要诉讼,另外还有约50件禁令程序。
与其他国家的法院类似,与上一年相比米兰法院的案件数量也在下降。2020年,米兰法院共审理了77起主要诉讼和57起禁令诉讼。此外,法院对24起案件作出判决,以其他方式结案35起。
初步禁令(PI)程序为主
能够相对较快地获得初步禁令是一种战略优势。另一优势是意大利法院将初步禁令程序作为主要程序开展。因此,法院也会审查专利的有效性。如果当事人在意大利获得有利判决,这会有利于在其他国家的诉讼。拜耳对Ceva公司进行了此类诉讼,理由是其侵犯了一种治疗仔猪的医用兽医制剂。
当意大利销售市场有吸引力时,企业也会向意大利法院求助。因此,意大利是许多泛欧专利案件的审理地,例如英美烟草公司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之间就时兴的“加热不燃烧”电子烟技术产生的纠纷,以及爱德华生命科学公司和美泺生命公司之间关于心脏瓣膜技术的部分争议。
非专利实施实体Sisvel在本国对小米、Oppo和一加等中国手机制造商采取诉讼行动。但据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律所的知识产权合伙人称,截至目前,“制药纠纷远远超过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而且大部分都是输入意大利的案件”。
未来的专利案件
目前尚不清楚新冠疫情影响大多数专利法院案件数量下滑的程度。当大多数法院在2020年春季休庭时,市场专家就认为这对专利法庭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在法院停业并从2020年3月起暂停诉讼程序之后,欧洲大多数法院已在同年年中恢复了诉讼业务,通常数字化手段甚至比预期更快。例如,2020年4月底,海牙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审理了Sisvel针对BKK、Oppo、一加和Wiko的纠纷。
在英国,当时仍在高等法院任职的科林.波斯已于2020年3月底通过Skype开展了第一场专利听审。随着去年夏天封锁管制的放松,法院还引入了一套组合系统。在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很早就开展了视频审理工作。第七民事分庭于2020年4月底审理了第一起案件。
然而,视频类审理形式尚未适用于法国的专利案件。在接受JUVE Patent采访时,巴黎司法法院的第一任院长兼法官娜塔莉.萨博蒂尔承认,对于专利案件,仅通过书面呈送来判断案件是不够的。
但在仅允许有限人数进入法庭的大型诉讼中,不活跃的相关当事人可通过视频加入口审程序。例如,在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诉Orange和Bouygues Telecom公司为期两天公开审理中,就利用了这一功能。
专利法庭处理未来技术
尽管诉讼数量总体上在下降,但各地案件的复杂性却在增加,尤其涉及到5G和车联网等新技术。这为法院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人员配备方面。对数字化持更开放态度的年轻一代专利法官正在逐渐主持大局。
因此专利法庭常常成为视频审理的先驱也就不足为奇了。各法院正在迅速适应技术挑战——不仅是外部环境,而且诉讼本身也是如此。
根据企业内部律师的说法,企业经济状况也对诉讼产生影响。但比不上疫情组织和技术性挑战的程度。
一家德国汽车供应商的专利负责人说:“大而重要的专利纠纷与疫情前一样严峻。”他补充说,专利纠纷的复杂性日益增加。“然而,对于经济上不那么重要的小型案件,通常不会送交最终判决。”
一家德国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负责人表示,“目前很多中小型公司对发起诉讼非常谨慎”。然而,究竟是诺基亚向戴姆勒提起的新标准必要专利诉讼,还是两家中型公司围绕一项新技术的争论,欧洲专利法院的统计人员不会加以区分。(编译自www.juve-patent.com)
翻译:吴娴 校对:罗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