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2019年“6·18”促销大战之际，有关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再次被点燃。
在政府不断完善法律、强化执法、加强监管的同时，电商平台与政府及权利人的通力合作，正在成为我国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模式。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网络环境下表现出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国际上尚处于‘无人区’，如果解决得好，就有条件将中国的方案转化为国际通行的规则。这样既可以提升我国互联网领域的治理水平，也可能抓住机遇，赢得互联网时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巡视员毛金生在近日举行的2019电商知识产权峰会上说。
侵权行为易发多发
虚拟身份难以查处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网民的数量为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9.6%。我国网络零售额位居世界的前列，2018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已达9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庞大的数据在今年“6·18”活动开局中即有体现。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6月1日零点后的第一个小时，共售出超过1700万件商品。
天猫则取得史上最强“6·18”开局，仅聚划算单一营销通道在一个小时内卖出了超3000万件商品。
在电商产业繁荣的同时，受网络环境全覆盖和网店经营低门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也一度呈现出易发、多发的态势。2018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约28.34万件，同比增长了40.97%。
进入电商时代，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从线下转向线上，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各方面的挑战。
毛金生称，在立法方面，市场主体对基于互联网形成的新技术、新模式提出了强烈的保护诉求，但对如何保护还是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则。
在执法方面，网络信息容易删除，原始证据容易灭失，给侵权证据的收集和认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在社会治理方面，网络环境下侵权行为隐藏深、侵权人通过虚拟的账号，就可以实施侵权行为，他们往往使用、盗用、购买他人的账号、身份导致侵权主体确定难、追溯难、查控难。
在维权方面，由于权利人需要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查找侵权假冒信息，信息的筛选难、效率低。
立法执法司法并举
不断净化电商环境
尽管遇到多种新问题，但寻求解决方案的各种努力已被证明卓有成效。
无论是对知识产权法律不断修改完善，注重对侵权行为的标本兼治、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还是于今年开始实施电子商务法，成为全球第一个制定和实施电子商务法的国家，向世界发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方案，中国在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表现都称得上优秀。
比如，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做好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之间可能存在的版权纠纷工作，对侵权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
执法方面同样成果显著。在2019电商知识产权峰会上，人民网发布的《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实践研究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执法行动力度空前，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和地方各系统、各区域、各省份之间彼此联动协作，全国一盘棋净化电商新空间，成效显著。
根据《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2018》，互联网领域的行政执法力度显著增加，仅国家版权局牵头开展的“剑网2018”行动，删除侵权盗版网络链接185万条，收缴侵权盗版制品123万件。
另据毛金生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持续开展电子商务领域执法维权的专项行动，不断加大执法办案的力度，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办案的数量也从2015年7644件上升到2018年的约3.3万件，增长了3倍多。在中国浙江知识产权维权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中国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协作调度浙江中心，建立了跨省打击电商专利侵权机制。
《报告》提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加有力，刑事措施与民事审判同步推进。2018年全国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32万件，同比上升了41.6%。
合力构建打假联盟
一处侵权处处受限
值得注意的是，电商平台的自治及其与政府部门和权利人的合作，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取得“史上最强‘6·18’开局”的天猫，仅聚划算单一营销通道，就在开局一个小时内卖出了超3000万件商品。那些在天猫“6·18”启动的第一个小时销售额超过一亿元的商家，如苹果、欧莱雅、小米等，大多数来自于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
“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天猫‘6·18’劲暴表现的强大推力。”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说，过去的17年，阿里不断在科技的驱动下坚持社会共治的理念，提出“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联手执法机关、权利人共同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假货。
截至今年5月，作为全球24小时无时差打假共同体的AACA，成员已经从创建时的30个品牌迅速增长至132个。
在“平台+品牌”合力构建打假共同体方面，除了阿里巴巴2017年1月成立打假联盟之外，京东合作品牌也超过1100家；苏宁易购则联合了伊利、百味草、天津狗不理、飞利浦、青岛啤酒、海尔、方太等9大品牌发起正品联盟活动。
“线下团队+警方+权利人”也是一种新的打假机制。比如，阿里成立打假特战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平台打假，轻松识别假冒商品和无良商家，快速精准地打击侵权商家。京东自主开发京智图系统主动解决平台商家的盗图问题，苏宁通过大数据分析筛选高风险商品和商户，将假货线索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
《报告》对此予以肯定：“近年来，中国电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品牌打假、技术打假、区块链打假等多种方式，从线上线下两个方向同时开启打假的路径，推动国家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效震慑众多侵权犯罪分子，解决了很多已经存在多年的侵权顽疾，扭转了大批国际品牌对中国电商负面的刻板印象。”
《报告》提出，事实证明，中国电商不但不是侵权者的乐土，而且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条件，有可能比线下实体更加精准地保护合法，打击非法，有效节约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降低侵权风险，有力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全民普及。
然而，电商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依然存在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一些低价平台为了发展，对假货采取默许甚至放任的态度，给假货治理带来了极大困难，“假货治理洼地”折射出了不同平台在假货监管方面的力度与规则差异。
郑俊芳建议，在政府和行业协会推动下，实现跨平台知识产权保护，正视假货跨平台流窜的治理“洼地”问题，真正实现“一处侵权，处处受限”。
“希望能够建立激励机制，要让各个平台都积极作为、积极参与，不能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在郑俊芳看来，不能让“打假不容易”成为纵容包庇制售假行为的借口。
《报告》也建议，国家应采取及时修订法律法规，完善监管政策的办法，以更加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推动电商领域加快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实践，不断挤压侵权人违法空间，以达成发展与保护的动态平衡。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张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