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论述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著作“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出版。4年多过去，书中论点至今依然站得住脚。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整体经济实力仍十分薄弱的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需要外部支持；而彼时的美国也陷入“滞胀”泥潭，渴望寻找新的增长方案，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无疑是收入有限的美国消费者的一味良药。同时，美国也开始从中国盈余的国民储蓄库中自由借贷，这是美国解决经济问题的惯用便捷方案。出于纯粹的自救目的，这种双向经济依赖催生出一段看上去很幸福的联系。
中国首先发起变革，将经济增长主动力由依靠外需转向增强内需，由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以便实现经济再平衡和稳定增长。毫无疑问，这场变革的最后阶段是从储蓄盈余转向储蓄吸收。中国国内储蓄率在2008年达到52.3%的高峰，之后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将长期着力于加强社会保障建设，鼓励中国家庭减少因焦虑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未来几年储蓄率将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数字化(即无现金)经济蓬勃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增长，为中国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消费平台。由依赖引进技术向本土创新的转变成为中国长期战略的核心，既是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为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然而，华盛顿难以微笑面对中国的储蓄率变化。由于政府去年不合时宜的减税政策，美国的储蓄不足状况持续恶化，只会更加依赖像中国这样有盈余储蓄的国家来填补空缺，而中国的变化缩小了美国的选择范围。
此外，虽然从多个角度来看，中国以鼓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做法都没有问题，但中美对此存在认识分歧，美国认为中国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使美国公司无法在这个潜在的财富市场获得公平。
无论根源在哪，中美互相依存关系的冲突一面已摆在眼前。中国正在尝试改变，而美国却没有。美国正处在一段陷入长期多边贸易赤字、需要自由汲取全球盈余储蓄以支持经济增长的时期。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认为自己被曾经“百依百顺”的合作伙伴所“蔑视”，并且可以预见，它准备以猛烈抨击作回应。
这就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美贸易战是要握手言和还是以轰轰烈烈的分手收场？我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专注于从内部重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带着责备和不信任的情绪做出举动。这需要双方妥协——不仅在贸易层面，也包括接受对方的核心经济战略。
到目前为止，创新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并有可能在相互依存的冲突阶段演变成一场”零和战争”：美国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被华盛顿描绘成一种对美国经济未来的“致命威胁”，这显然言过其实了。
事实上，创新是任何国家持续繁荣的命脉，没有必要将其描述为“零和战争”。中国需要由依赖技术引进转向自主创新，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关键绊脚石。美国需要重新关注创新，以克服令人担忧的生产率放缓问题，避免引发腐蚀性停滞。
这可能是贸易摩擦的底线。中美都需要以创新驱动经济，以相互依存的方式实现各自的增长，将“零和冲突”转变为互相依赖的互利互惠关系。(作者是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由冯国川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