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3月9日从北京市三中院获悉，该院正在逐步探索限制“牟利性打假”。2017年，多位自然人在市三中院有多起消费者权益纠纷诉讼，其中一位在该院辖区基层法院内起诉达34起。针对这种现象，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开始对同一自然人对同种类产品多次、重复、大量诉讼的情况予以关注，逐步对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进行限制。（3月10日《北京日报》）
如何限制“牟利性打假”？北京市三中院的做法是：对于同一打假人，多次、反复、大量诉讼案件进行关注，确定只是“为了赚钱而打假”的，对于其诉讼案件进行限制。简单地说，就是不支持“王海式打假”，不支持依靠打假谋取利益。
限制“牟利性打假”的思路是对的。最近这几年，“牟利性打假”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牟利性打假”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成规模发展，甚至有市民自发组建“打假联盟”，专门依靠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抓住产品宣传瑕疵，大批量购买商品，实现利益获取。这种打假方式引发的负面现象值得关注。比如，“牟利性打假”可能引发事实上的敲诈勒索，只要商家给予自己好处就不再举报，而不给予自己好处就老是纠缠。
但不能否认的是，“牟利性打假”也是治理假冒伪劣商品横行的一种办法，虽然手段不算光明正大，却事实上起到了净化市场的作用。可以说，“牟利性打假”是把双刃剑。
限制“牟利性打假”笔者是赞同的，不过，需要思考的是谁给了“牟利性打假”空间？很显然，是市场假货横行的乱象，养肥了“牟利性打假”现象。治理“牟利性打假”之后，会让假货横行更加严重。这就需要填补打假的空白，这就需要采取更多打假模式。
其一，需要提升打假档次。生产假货、销售假货入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值得回应的。只有提升打击标准，真正实现生产假货、销售假货入刑，才能减少生产销售假货的行为。
其二，需要提高执法水平。假货横行和执法部门查处不够彻底是有关系的。有限的执法力量面对的是面广量大的假货，执法显得力不从心。这需要扩大执法队伍，执法队伍打假彻底，“牟利性打假”也就没有市场了。
其三，需要实现全民打假。现实生活中，一些百姓购买了假货，会因为资金不多，害怕麻烦，而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却放纵了假货。这需要培养公民的维权意识，哪怕是损失不大，也要有较真的精神。实现了全民打假，也就能减少“牟利性打假”。
限制“牟利性打假”，不能只靠法院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