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也为传统制售假犯罪提供了更多的隐蔽作案、分工流窜的条件。“假货的源头不在线上，而是在线下。”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连续第二年提出加大打击制售假犯罪的提案，提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回忆暗访
白云皮具城
“假名牌”摆满墙
为了了解当前假货在线下的流通情况，上个月，朱征夫和全国人大代表卢馨、米雪梅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峰一起暗访了去年因某明星买假包而大火的广州白云皮具城。朱征夫用“惊心动魄”形容假货产业给他带来的震撼。
朱征夫一行在现场看到了整面墙摆放的假冒LV、GUCCI、Coach等国际名牌箱包，其正品专柜价格数千至上万元不等，而在这里只需要100至800元。他还见证了一笔“国际交易”的诞生：几位黑皮肤的外国友人，在翻译的带领下结完账，将包包装在黑色袋子里直接背走。
这次调研也更加让他坚定了再次提交“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提案的决心。与他同行的三位代表委员也表示，假货根源不除，将为供给侧改革掣肘。
朱征夫告诉记者，线下假货的问题必然蔓延到线上，“这是整个社会怎么构建诚信体系的问题，要对假货人人喊打”。
“假货侵犯的不仅仅是合法经营者的知识产权。”全国人大代表米雪梅认为，如今国内很多厂商、企业花费极大金钱和精力用于自主研发，但利润空间总是被假货侵蚀。更为关键的是，制假者为降低成本所选用的伪劣原材料，往往危害人身健康。
米雪梅说，“我们作为生产商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在多个生产环节都有检测，严格执行品牌方的要求，不然出了问题就可能被拒收。”她建议向消费者明确假货的危害。
犯罪成本低
制售假犯罪
刑档制定“过时”
朱征夫认为，制售假入刑门槛高，导致制售假犯罪成本低，累犯、再犯现象凸显。
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的最高的法定刑档为三到七年。这一法定刑档从1997年刑法开始，沿用至今。即使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发展，制售假犯罪的收益也随之增长，但本法条未曾有修改。
朱征夫举了当前我国最大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的例子。2017年，阿里巴巴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过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最终能够依据现有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为469例，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
立法滞后，制假售假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远高于犯罪成本，容易造成制售假犯罪的累犯、再犯。朱征夫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假货已经成为新经济建设的毒瘤，必须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文/记者耿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