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门店，团队里所有的人都恨职业打假人，因为有管理疏漏，很多时候需要主管自己垫付赔偿，看着那些职业打假的嘴脸，好多主管都心生恨意，“老子真恨不得杀了他们”，但私下里，还只能加微信做好友！因为打假纯粹是敲诈勒索。
对超市来说，打假也影响队伍稳定性，因为分管了排面，出了问题员工只能自己先赔，赔多了，不干了；超市最后会向供应商追偿，对零供关系来说也是成本。从净化行业风气的角度，绝对应当全面叫停职业打假。
但很多事情，存在即合理，道德决定不了利益，只有理清这个“理”，才能解剖这个“存在”。
因为存在巨大的“利”，所以职业打假队伍越来越庞大，许多打假人都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探路、偷藏、假买、索赔、转移分工明确，最终去索赔的，多数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倍率构成了职业打假人存在的“规则之缝”：
所以，只有“理”不在了，职业打假才可能不再存在。其核心，要理解两个矛盾的问题：
一、国家层面的《食品安全法》公共约束问题
品牌超市经常会接受政府各部门监督检查，做事规规矩矩，从原来的索证工作、到后来的检测室建设、监测联网等一直大力配合，结果监督却出现类似鞭打快牛的局面。打假的各种处罚和协调，造成了劣币绑架良币的态势，所以，从情感上，品牌超市非常愤恨职业打假，也很无奈各种市场监督的介入。
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要保持对制假售假的惩戒严肃性，政府法律需要一种口径，这是公开、公平、公正的需要，从这个逻辑上讲，国家法律必须照顾公共性和道德性，从严规定，这没毛病！超市这个行业及品牌超市这一群体，只能接受！
那问题就剩下超市违法内容的事实认定问题！标准是统一的，但标准的执行尺度却千差万别，大超市做得好，但绝对不完美；小规模超市做得不好，却未被重点关注。背后的动因，是市场监督部门的执法成本和打假者的打假成本，决定着职业打假者一定会盯着大超市！法律尺度只要在，从经济学本性上说，此路无解！
二、解决制假惩罚性赔偿弹性的问题
职业打假人所依据之法律规定，事实上是法理逻辑上的自洽。用三段论来解释：
大前提：国家要严打假，对假货要惩罚
小前提：超市有假
结论：所以超市要受到惩罚
逻辑上没毛病！
但在现实中，不排除某些地方市场监督部门自身懒政心态，嫌麻烦，要求超市尽快用钱解决，出于政绩考虑，害怕网上出现本地区负面曝光；超市自己也害怕在顾客中形成示范效应，害怕网络及媒体曝光。
正是拿捏住了各方心态，职业打假者才会越来越猖狂。无奈，管理部门希望超市用钱消除麻烦，超市希望员工搞定，员工希望供应商买单，甚至有些超市寻求当地“地头蛇”的保护。
我们从感情上很能理解超市和品牌商的愤恨，但当下要破解这个逻辑自洽，关键还是要超市自身质量过硬！只要你有假，惩罚性赔偿同样难以避免。
所以，从上述两个维度来判断，最高法办公厅的法办函，预计还是难以根本上解决大超市的困境：
1、首先对普通消费品和非普通消费品领域很难界定。像三聚氰胺发事的奶粉、地沟油问题的油品、毒胶囊的治理要求不都是普通消费品吗？
2、对普通消费者和职业打假者如何从法律层面认定是个问题。国家和企业都不能给顾客发个证吧，你知道他是职业打假的他就买东西了你不卖？
3、对是否知假买假也很难界定。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假的，你如何认定？
4、敲诈勒索与合理赔偿的界限也难界定。打假者利用的是规则，国家法律规定的规则，当然恶意者除外。
5、应对恶意打假监督成本过高。超市不能全程陪打假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所以，任何一项决策都有成本投入的问题。并且，当下职业打假人在做越来越多政策和国标的专业研究，他们已有的沉没成本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轻易退场，像毒贩一样，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应对策略。
所以，行业不得不警惕！而反观超市方，目前国家没有很强烈的意愿为品牌超市群体开设小灶，行业组织可能也缺乏建立反打假联盟的意愿，各超市自己也缺乏应对的专业体系。打假，事实上形成了专业对不专业的局面，打假者以此谋生，而超市方只是认为这是个麻烦。
那么，解决一切的核心，只有假不再存在，或者所有人都更加积极的打假，而不是相反。
1、国家或行业协会建立自律性打假联盟，主动提出打假问题警示，让超市自检自查。目前很多超市不了解打假者的专业角度在哪，超市不可能把很多国家标准一一研透，而如果有专业咨询，损失规避心理决定超市一定有强烈的意愿去改正和执行。
2、国家真正从生产领域管控可能的造假问题。
3、法律法规层面对超市正常的品质或风险提示予以支持。
4、建立食品安全保险制度，用专业对专业。
此外，我们有些相对成本更高些的、略显理想化的建议：
1、建立食品问题质量等级认定制度。
相对而言，超市自身查证、标准执行、检查管控成本更小，国家或地方市场监督检查部门可以建立危害等级认定制度，关键性管控高危害事项，对于一些标识性、非原则性的问题，可以建立登记备案制度，从而一定程度上保护优秀超市的合法权益。如红酒，几乎大部分超市做不到陈列卧放或倒放，但储存标识这么写了也会被打假。
2、建立损害赔偿认定机制。
超市对消费者的一般性赔偿，应只限于已消费商品及由此发生的交通等成本，凡消费者认为需要“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的，应提供损失举证。
3、建立消费者赔偿大数据或档案系统。
利用当下的新技术，凡超过一定额度的赔偿要求，应当建立全国性消费异常记录。当该消费者出现在其他区域、其他非正常的、重复性购买时，可以认定为知假买假，不予支持赔偿！各地市场监督部门也从第三方角度处理消费者赔偿事宜，建立投诉者联档系统。
4、鼓励超市对于敲诈勒索进行报案。
5、国家从技术标准层面改变当下的条码管理标准。
实行“条码+保质期”组合型的新式条码，从根本上杜绝职业打假者掉包、预埋过期食品等下流手段。
综合而言，国家最高法办公厅法办函的答复意见可能是加强反职业打假的开始，但从很多方面，我们并不一定能乐观，笔者绝不是替打假者叫场，道德层面是一回事，背后的经济动因却是本真。改善这一切的核心，是提高职业打假者获得赔偿的成本，阻断非法获利的驱动因素。
当然，法律层面给予一些指导意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氛围导向，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行业及企业，未来都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
（来源：联商网 上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