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承“非遗”，近年来已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传承的必要性毋庸置疑，怎样传承，传承的方法、路径却是难题。现有思路多集中于“非遗”的物质化方面，然而，修缮维护历史遗迹及“实物”，树立本无专利之品牌，确认外在形式上的传承者，记录存世文献、音像素材，对于领受“非遗”而言，既是当下误以为有效的策略，又是未来其健全发展的瓶颈。“非遗”传承的系统性应着眼于立体架构，以多元角度入手，尤重在历史积淀与当代语境的对话中逐步建构起能够真正维护“非遗”内涵及其意义的复杂性系统。吴歌是江南吴语区民间歌谣的泛指，乃吴文化口述文学代表，2006年被列入“非遗”。本文以之为案例进行探讨。
传承“非遗”受物质化手段局限
今天，传承“非遗”之思路，往往滞留于其物质化形式的铺垫。物质化形式的诉求趋向于两种维度——物与人。
在物的维度上，传承“非遗”，建立全面的语料信息库是可以设想却难以实现的浩大工程。就吴歌而言，其创作过程、艺术作品、传播模式都应得到全面整理。现有记录集中于吴歌传承人的确认、曲词的搜集出版、讲唱与旅游业结合，并不能保留吴歌文化全景。吴歌是一种民间即兴创作，不仅有固有曲词，还有大量未被记录的曲谱、腔调等曲词的配合性元素。语料库不仅体现出吴歌所使用的语义、句法、词语等艺术修辞手段的表征，更是对其如何可能发生的“语料”，即江南文化母体的参照。然而此工程又是不可完成的，江南文化母体无法在未经审美主体“剥离”的条件下客观存在。
在人的维度上，传承“非遗”，在启蒙教育中渗透江南文化基因并不能确保基因的生长、成熟。传统意义上，吴歌不需要专项教育，街头巷尾、田垄船艄，自然吟哦、抒发胸臆而已；当代语境下，“江南水乡”渐被现代文明异化，不需要教育的民艺需要教育，正如不需要想象的江南需要想象。如今，吴歌作为个人兴趣在某些江南小学得以培养，但这种在启蒙教育中寄托文化母体基因的期待过于久远，效果有限。事实上，儿童记忆会延滞、沉寂在无意识中，成长为文化显象，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存在普遍遗忘、意义误读的风险。
“非遗”之“非”
“非遗”不能仅以物质化手段来传承。它不只代表文化母体的生命性，同样蕴涵对物质文化质性的超越。否则，非与不非，何异之有。
作为生活概念，吴歌的讲唱、欣赏虽是艺术品的创作、接受过程，但它更是本真生活。创作吴歌才是当下传承吴歌致命的缺环。吴歌面临“萎缩”的根源之一，不是记录不得力，抑或无人欣赏，而是其文本创作生命力的衰竭气象。文本创作的生命力在结果上貌似个别作家的天赋秉性使然，然究其潜因，实则是文化集群的群体素质焕发的力量。
昆曲有大批创作精英在普及、发扬。其“土壤”是精致化高雅的江南文人生活。吴歌的“场域”是江南古镇鄙俚的世俗民间生活。江南文人生活之所以得以重新“厘定”，是因为新生代知识分子通过复原文献、曲目、格式、韵调“奠定”了昆曲生存的“土壤”。而江南民间底层人群的生活正在被城市化的“脚步”稀释，吴歌所赖以存在的“场域”过于单薄，它要么成为城市文明的俘虏——在古镇上呼吸的仍旧是城市的空气，要么成为城市文明的附庸——从属于旅游业的配角。
传承“非遗”离不开特定“场域”
“非遗”在本质上隶属于生活，传承吴歌不应只是塑造典范，而应着眼于对江南古镇生活的还原。艺术的主题再大，也大不过生命；历史的主题再大，也要融化在生命的本真存在里。与虚拟一个吴歌传播的低级市场相比，塑造真正活着的江南民间生活“场域”更有意义。
江南古镇民间文化生活的 “场域”建设，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人群中使吴歌作为超越自身物质性质素，作为文化活体而得以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特定时间，是指意义时间，指一个人真正去思考、体验、感知江南古镇水乡的时间；特定地点，是指被落实下来的客观的地点，是指“我在江南”的特殊地点；特定人群，是指虔诚的人群。
创作吴歌这一行为来自创作主体对生活的虔诚思考与体验。虔诚的重心是深邃，作为生活初衷，虔诚的程度取决于主体对意义世界的依赖性和洞察力。在江南古镇一个特殊庭院里，有这样一种特殊人群，他们主动隔离自己，清心寡欲，借助文化自觉力，过一段类似于禅修的灵命生活。此“场域”，不需要剃度，不强求来去，唯人在时，简衣素食，临水而卧，枕河而居，自食其心、其力而已。这样一种人群，即便带有某种文化精英主义的痕迹，他们才是吴歌更为有效的传承者、听众和思考者。（王耘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